说起张雪梅同志的身世，也许大家并不陌生，她就是抗战胜利后，代表蒋介石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志谈判的国民党中常委张冲的女儿，然而她本人却是新四军的老战士。抗日战争后期，日本鬼子在温州市布告悬赏，高价取她人头，把所谓的“女匪”形容成“白马双枪”神出鬼没。事实是，悬赏是真，“白马双枪”出于鬼子汉奸的情报有误，张雪梅本人予以否认。新中国成立后她初任《温州日报》总编辑，长时期在《浙江日报》任职，在担任过报社主要领导与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后离休。我与她是两代人，对于她早年的革命业绩知之甚少，只能怀念她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中的一个侧面——即以一个革命家的风范对同志们的关爱。
我从1961年3月间由《浙江工人报》转入《浙江日报》，直到1975年11月调离。其间，前五年半的时间是在三位革命前辈、女性副总编丁菲、秦风、张雪梅领导下工作，从她们身上深切感受到什么是革命大家庭里的同志之爱。其中雪梅同志因是分管编辑部办公室的工作，感受更为直接而具体。那时，我只不过是文教组“副刊”的一名编辑、记者，略为不同的是还兼带着业余文学创作。但是，那种新型的上下级关系并不因为职位的反差而削弱。有一回，我生病在家休息了几天，觉得康复了，打电话到她办公室，告知可以去采访了，准备直接从家里出发，她说：“恐怕还不行吧？”我说：“行了，明天就下地区。”她连说：“不行，你要先到办公室来让我看过再走。”我奉命到了她办公室，她看过我的舌苔、搭过脉搏后，才说：“可以。不过得注意劳逸结合。”
1965年春，我和爱人各自在城乡参加“四清”工作队，把两个幼儿寄养在德清亲戚家中。不幸四周岁的大孩子得了脑膜炎，等我夫妇赶到县医院，孩子早已昏迷多时，我万般无奈之中在镇的邮电所挂长途电话给雪梅同志，她答复：“你先要沉着，大力抢救，报社马上派人过来。”我挂电话时已泪流满面。过后，小车赶来，由文教组支部副书记杨炳陪来一位传染病医院的专家到场……事后，我知道，雪梅同志吩咐赶来的杨炳同志：“万一大的孩子治不好，就把小的那个连夜带回杭州，免得传染上。”之后，又带了报社的医生来家里替小的孩子体检，使我两岁的孩子安全度过。当我回单位向她述说大孩子的不幸过程，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安慰说：“再生一个吧，再生一个吧……”她是一位历经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新四军战士，对自己的同志竟是这般的体贴。后来，我从丁菲、秦风副总编那里得到了类似的关爱，使我体会到这里既有张雪梅个人素质的因素，更有革命优良传统所造就的老革命家的共同特点。
后来就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有两年我们在干校的同一个班，我们同是受冲击的对象，经历了这场“浩劫”的考验。我们先后解脱出来，重上岗位后，上下级关系更加和谐了。就在这以后，我后来生的小女孩，不慎从楼梯坠地，昏迷十余小时才抢救过来，她不顾复出后的工作繁忙，竟连续来医院看望了五次，从中帮助联系相关的医生。
1975年11月，我想换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就按自己的特长与爱好，自动联系去文艺单位工作。临走的前一天，我去她办公室辞别，她十分难过地说：“好不容易过来了（指“文革”批斗），却又要走了。”直到我说了许多换个环境的必要性，她才改变心情地说：“也好，在新的岗位更可以发挥你的特长。”
雪梅同志离休后曾一度身体极度衰弱，由于她的坚强意志，后来竟康复得相当好。这些年，我每次去探望，礼节性地带点食品去，她总要加倍地反馈；之后，我就索性空着手去，心想这下总该“省事”了吧，可是到辞别时她“照送不误”。推搡之下我怕有个闪失，只能是“恭敬不如从命”而不得不“笑纳”。她的老伴邱清华同志说：“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并非她对我特别关照，她对于周围的人，从她直接领导的中层骨干到一般干部，直至普通工人，她从不摆架子、从不打官腔，只要有机会就都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去予以关爱。当她驾鹤西去，大家赶往殡仪馆送行，庄严的大厅内外挤满了人，我发现其中有几位浙江日报员工的家属也在其中，问及缘由，她们都激动地述说雪梅同志如何在她们患难之时帮助了她们。其中郑梦熊同志的夫人说，她是在一次病情危急时，硬是由雪梅派车、派人、选择医院和医生使她脱险的——可贵的是郑梦熊并没有透露过妻有重病，是雪梅自己从旁获悉的。她激动地对我说：“我不是浙江日报干部，不过是个家属、织锦厂工人，若不是雪梅同志，我可能活不到现在。她真是个好人。”
我从雪梅等老同志那里深切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同志之爱。我如今也老了，我有幸在青年时期遇到多个这样的老革命、好领导丁菲、秦风等同志。我特别珍惜这革命情谊。我是经历过旧社会那种穷苦人家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是从那种不平等、不自由，整日处于孤苦、压抑、惶恐、无望的童工与学徒生活中解放出来的人。进入新中国，在这些革命老战士、老领导的影响下、新旧人际关系的对比下，感触特别深。对旧社会的恨，对新中国的爱，也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