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节刚过，我军在盐城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保卫战。
一天傍晚，一枚炮弹炸伤了我的左手，左大腿也被弹皮擦伤。卫生员立即帮我包扎了一下，随即把我背到前线临时医院。一夜过后，等我醒来，我发现我的左手掌被切除了三分之一，还切除两个手指。早饭时，卫生员端了一碗粥给我，刚吃完粥，就来命令，令我们立即转移。
我们大概有二三十个轻伤员和两个卫生员，一起夹在大军中，紧急向北转移。一连走了两天两夜，由于情况紧急，在急行军途中，我的伤没有得到及时换药，左手肿得像个大馒头。接着我的步子也越跨越小，后来竟连跨过一个小缺口也困难，嘴也张不大了。卫生员发现我这样子，就让我上了担架。两个卫生员商量了一下，写了一张纸条，还在药箱里拿出了一包比香烟盒大一些的纸包给我，并用手比划着交代我：“一次两调羹，泡一碗充饥，这些分两天吃。”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奶粉。
我拿了纸条，抬担架的老乡开始把我往后方送。抬担架的共有三个老乡，其中一个是负责人，都来自附近县，他们出来支前已有20多天了。自带行李、口粮，跟着大军运粮食、弹药，有伤员就运伤员。
走了半天，已近傍晚，我们来到一个村子，问到了要找的那个医院。天哪，这哪是医院？那不过是一个分散了的医疗小组。组里只有5个人，两个医生，3个护士。
我把纸条给了一个年龄较大的女医生，她看了我的纸条，叫一个护士给我换了药，一面吩咐请村干部来。
不一会儿，村干部来了。女医生向村干部交代了几句，就把我抬走。走了二三里路，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了下来。村干部朝里喊道：“杨大嫂，在家吗？”“哎！哎……”屋里连声答应，接着从屋里走出一个大约四五十岁的大娘，后面还跟着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村干部指着躺在担架上的我，说道：“他是我们的子弟兵，要住在你家里养伤，麻烦你好好照顾……”大娘听着，只是“嗯，嗯”地点头。村干部走了，她立即到门外抱了两捆稻草铺在堂前屋的空床上。抬担架的老乡把我抱到刚铺好的床上，招呼我说：“你好好养伤，我们走了……”
不一会儿，来了两个农村打扮的姑娘，问了我的情况后，就给我打了一针，并关照大娘，有事就叫她们。原来他们是医院里的护士。大娘家共有3人，丈夫去支前多天了，那个小男孩是他们的儿子。
住下后，我的病情加重了，首先我的嘴越来越张不开，连讲话、喝水都很困难，同时后脊梁不断抽搐，每抽一次，总是哇哇地大叫，痛得实在厉害。走路也困难，大小便都是大嫂的儿子扶我去茅坑。奶粉吃完后，大娘就熬玉米汤喂我喝。夜里一有动静，她就起来问我哪里不好，要不要叫医生来？我感到亲人般的温暖。
这里离敌占区不到20里地，敌人经常下乡袭扰。一天上午，西边枪声大作。不一会儿来了三四个民兵，二话不说，抱我上了担架，抬着就走。抬出村外三四里地开外的一个乱坟地里藏了起来。这样的情况有三四次。
经过十几天的治疗和大娘的精心照料，我觉得好了很多，背脊不抽筋了，能吃一点玉米粥、山芋，还能下床走走。大娘还常烙个玉米饼，到地里拔些新鲜的蔬菜炒了给我吃，而他们自己只吃些玉米粥。一个民兵还曾拎来了一条足有二斤多重的黑鱼，送给我熬汤吃。他说是挖塘泥挖到的，给我补补身子。
一天，来了两个护士，叫我去医疗组打针。一到医疗组，那个女医生就问：“你好些了吗？”我说：“我好多了！”“那好，现在给你多打些药水。”她拿来了一个里边装得满满药水的粗大针筒，和一个护士一起开始给我打药水。药水打得很慢，十几分钟才打进三分之二。医生边打针边说：“如果不舒服就讲。”又过了几分钟，我说我头有些晕。她立即拔出针头，让我躺下休息。
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好了一些，我就问：“我得的是什么病啊？”她答道：“你呀，你这个病十个要死十个的！”我听了大吃一惊：“啊！那我是第十一个了！”“是的，你是第十一个，所以没有死！”接着她说道：“你得的是破伤风，这病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是难以治好的，你的命真大啊！”
我们一共十几个伤员住在附近几个村子，就全靠这个医疗小组给我们治疗。在此我们住了半个多月，敌人似乎有所察觉，于是上级通知我们转移到另一个人烟稀少的海边村庄。在那里我们又住了一个多月，大部分伤员已痊愈陆续归队了。我的伤势也恢复得较快，只是左手剩下的三个手指头动弹不灵活。“归队？”而此时我们的部队——皮旅，早已转移到山东孟良崮地区，此时，已是1947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了。
一天，我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到苏中公学（后改为华中公学）的侦察通信排工作。
60多年前的往事，常常在我脑海里萦绕，担架队员和杨大娘一家如今可好？我终生难忘他们的救命之恩！我们革命军人和老区老百姓真是鱼水情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