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与上海知识分子

　　“夹道献花万巷空”
　　1949年5月26日傍晚，陈毅由南翔乘军用吉普车冒着滂沱大雨进入上海市区，第一夜住在当时的圣约翰大学。这是他第四次来到上海。第一次来上海是1919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路过这里；第二次是1921年冬因反对北洋军阀卖国政策，和同学104人被法国政府押送回国来到上海；第三次是1929年7月，他扮成商人，从福建红四军军部经香港来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情况。在上海，李立三、周恩来等和他商讨后，由他代表党中央起草了给中共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明确提出毛泽东仍应担任前委书记。时间过去整整20年了，1949年这次进上海，他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统率浩浩荡荡的大军解放了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
　　陈毅运筹帷幄，精心策划，彻底实现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解放上海要“军事政治双胜利”的指示，把一个完整的上海交还给上海人民。他先在丹阳组织整训，反复告诫指战员要在“瓷器店里捉老鼠”。为使城市不受破坏，解放军进攻时宁可忍受一些牺牲，也不能在市内使用重武器。入城后要严格遵守“入城守则”和纪律，不入民宅，不借民物，不买商品，谢绝市民的一切馈赠。陈毅强调我军进入国际大都市上海是我们胜利的标志，是中国革命过一个难关，它对全世界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要表现出解放军是一支好的军队，在前线打仗是勇敢的，但进城要虚心、谨慎，要小心，要表现出我军一贯纪律严明。
　　一人向隅，举座不欢
　　陈毅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博学多才。他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翻译过小说，写过文学理论文章和小说，更是党内、军内的诗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就称他“既是部队司令员，又是文化司令员”。著名诗人臧克家说他“将军本色是诗人”。陈毅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深刻的理解，一直关怀和重视团结知识分子。
　　解放后，他担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局第三书记兼统战部长，还兼任上海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他把上海各界的知识分子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1949年6月1日，他把负责接管文教事业的夏衍和周而复找去，要市委宣传部和市委统战部共同提出一个名单，召开一次全市知识分子座谈会。参加的人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大中小学教师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对夏衍、周而复说，所有在上海的文教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都要请到，人多一些不要紧。拟定100多人的名单送他审定时，他不仅全部同意，还把遗漏的少数人一个个地补上去。当周而复提出几位代表性较差的民主人士时，他指定都要补上，说：“宁可多一个，不可少一个”，“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团结的人愈多愈好。
　　1949年6月5日，市政府在西藏路青年会举行文化界盛大集会。在这个有162人参加的大型知识分子座谈会上，陈毅和代表们推心置腹，倾心交谈。会上发言十分热烈。因爱国反蒋曾被国民党关押的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在座谈会上非常激动，站起来说：“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们解放了……”话音刚落，陈毅马上插话说：“不要说是我们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陈毅在近4个小时的讲话中坦诚地向与会人员讲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他说：我这个共产党也不是天生的。我翻译过波特莱尔的诗，写过小说、诗文。我个人的转变就经历了3个阶段：开头是信孔夫子那一套；后来接受了新思想，改信“德先生、赛先生”，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在法国勤工俭学，经过了矛盾、消沉、碰壁，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几步我走得都不容易，有别人的推动，也有环境的逼迫。他表示愿意同大家一道继续改造思想，共同前进。陈毅感人肺腑的讲话感动了与会的知识分子。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著名外科专家黄家驷曾说过，他是听了陈毅市长的讲话后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消除了解放初期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宣传、贯彻了党的团结、爱护知识分子的政策，使上海知识分子以更高昂的热情投入恢复经济和进行新上海的文教建设工作中去。
　　先让知识分子“安心、放心”，然后“谈心、交心”
　　陈毅告诫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负责同志说：你们接管的对象是知识分子，是教授、专家、文学家、艺术家。情况不清楚，不要居高临下地乱管；要先接后管。先让他们安心、放心，然后和他做朋友，谈心、交心。陈毅自己率先垂范，礼贤下士，对知识分子爱护有加，以光明磊落、威严儒雅的“儒将”风度，深得上海知识分子的由衷爱戴。进城不久，他就一一登门拜访著名专家学者。第一个拜访的知识分子是全国知名的诗人、书法家沈尹默，他亲切地对沈说：“党和政府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我进城后访问的知识分子你是第一个。”接着还访问著名化学家任鸿隽、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生物学家秉志等。张元济老先生参加过戊戌变法，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第一任所长，介绍和出版过不少西方名著，是中国出版界的元老。陈毅登门拜访时，张老已78岁高龄，瘫痪在床。他看到共产党的市长亲来探望，兴奋不已，想坐起来，可身子动弹不得，激动得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张元济住院期间，陈毅还多次去医院探望，并互通书信商谈工作和问候。张老曾将新出版的《烬余录》一部送给陈毅，陈毅收到后亲笔回信。回信最后说：“弟顷在南京处理军务，他日返沪，当图快晤。 辗转细读书末签名，知尊恙日就痊可，可喜可贺。”陈毅军务、政务繁忙可想而知，然他又切望与老人见面，细心察看老人的签名，从中推断其健康恢复程度。他对老一辈专家学者关切之深情，实在令人感动。
　　只有文化、科学好，才能使人心悦诚服
　　陈毅十分关心上海科技、教育界人士。1949年6月9日，他出席中央研究院成立21周年在院部（今岳阳路320号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召开的纪念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我国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吴有训、顾颉刚、竺可桢、陶孟和、茅以升、赵九章、 罗宗洛、冯德培、周仁、王家揖以及蔡元培夫人周竣等300多人。陈毅在讲话中说，政党军队好了，有权了，还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只有文化上、科学上比人家好，才可以让人心悦诚服。他说共产党在科学这一点上和科学家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要互信、互助。上海解放为科学的自由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要广泛地吸收欧美各国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他希望科学家要把科学研究和广大人民大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后来陈毅还建议在上海兴建一座科学会堂，他说欧洲很多国家都有“科学家之家”，上海也应该搞。这个建议得到广大科学工作者的一致赞同。上海科学会堂就在陈毅的积极支持下建立起来了。“科学会堂”四个苍劲有力的字也是陈毅亲笔题写的。
　　1949年6月6日 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教师节（1985年起我国教师节定为9月10日），上海中小学教师在西藏路大上海戏院举行庆祝活动。原定上午8时半开会，几个负责筹备的教师7时到达会场时陈毅已经先到了，几位教师很不好意思。会议开始，陈毅在讲话中，强调教师工作十分重要，说一个教师如能培养出300个学生，他的功劳将超过解放军的一个军长。他号召教育界积极分子要发扬过去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要进一步学习，改造自己，然后教育学生。同时应该走到广大教师群众中去，以谦虚的态度，团结更多的人，共同为建设新上海和新中国而服务。
　　1949年6月1日，陈毅出席上海2200多名青年在交大文治堂召开的纪念“五卅”大会，并作了两个小时的讲话。他希望上海青年要大度、坚韧、勇敢、艰苦朴素，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争做劳动模范，工作模范，学习模范。7月18日，陈毅又出席市青联、学联假交大文治堂召开的欢送在沪考取华东军政大学的4000余名学员赴苏州、常熟两地入学的盛会，并发表讲话。1950年5月7日，陈毅应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有训的要求，为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的交大烈士史霄雯、穆汉祥墓碑题词：“为人民利益而光荣就义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青松挺且直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上海知识分子对陈毅的崇敬之情更加浓烈。顶着“四人帮”的淫威，到处传递陈毅诗词的手抄本、传抄本，争相阅读，传颂陈毅的丰功伟绩。1972年1月6日，陈毅不幸逝世，上海知识分子悲恸难言。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且对陈毅夫人张茜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为陈毅和其他受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恢复名誉，上海人民在最繁华的南京东路外滩为陈毅树立了铜像，让子孙后代永远瞻仰一代伟人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