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支持我“弃政从教”

　　从记事起，就知道爸爸给家人定下了“三不准”： 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要让我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文革”中，我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怀柔县当了一名乡村教师。怀柔有靠近县城的地方，有山区、半山区、深山区，爸爸说：“你要做好到最艰苦地方去的思想准备。”后来，我被分配到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爸爸一再叮嘱我，要和乡亲们、同事们打成一片，不能搞特殊化。
一段时间后，我回来跟爸爸说，那个地方很冷，很多同事都有狗皮褥子，我也想让家里给买一个。爸爸当时就问我：“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是不是大家都有？”结果到最后也没给我买，等我回北京上大学后，他还打趣：“看，没有狗皮褥子也过来了吧？”
　　在公社教书的日子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人，人生地不熟的，常常会想家。有一次不是周末，我也没向学校请假，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爸爸看到我回来，非但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得知我没请假后，还严厉地批评了我，让我立即回去。他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你应该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在农村干出好成绩。”听了爸爸的话，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了怀柔山区学校。后来有一次赶上下大雪，长途汽车停驶，为了不耽误上课，我踏雪步行几十里赶回学校。
　　由于公社离市区较远，我只能两个星期回一次家。每次回家，爸爸都把我叫到身边，仔细询问我在那里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看得出，爸爸对农村、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印象最深的一次对话，是我跟爸爸提起：“乡下条件很差，老乡也不讲卫生，连手纸都不用。”爸爸听了以后，很认真地掰着手指头给我算细账： 一卷手纸要多少钱，农民一个月需要花多少钱买这些手纸……他告诉我，农民还很穷，北京郊区农村的生活条件算比较好的，但和城市居民相比各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当爸爸知道我每次回到城里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时，高兴地和家里人说：“南南（我的小名）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如今每逢过年过节，我都会收到学生寄来的贺卡或是打来的问候电话，即便退休后，还有不少学生来看我，把我当成朋友，有的学生结婚时还请我当证婚人。每到这时，我都会想起，当年我选择放弃国家机关干部的岗位，重新站回讲台前，爸爸“举双手赞成”的往事。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事部，后来又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抽调到广电部搞整党工作。当时，教师社会地位还比较低、待遇也比较差，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整个教育系统都非常缺教师。爸爸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为给社会起带头作用，爸爸曾经跟他的秘书说：“伟华是师范毕业的，应该回到教育战线去。”爸爸的这个想法也通过秘书透露给我。当时恰巧我也面临着内心的抉择： 究竟是继续留在国家机关当干部，还是重新回到曾经熟悉的讲台，再续那份师生情谊？考虑再三，我终于决定完成这一“角色转换”，回家把这一选择告诉爸爸时，他高兴地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
　　回到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工作一段时间后，爸爸把我叫到身边，详细地问我学校的情况怎么样？工作干得好不好？还一再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
　　（本文作者是陈云同志的女儿，文章摘编自《我的父辈》一书中作者文章《父亲却举双手赞成我重返中学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