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传珠日记》

　　今年4月3日是新四军优秀的领导人之一，第二任军参谋长赖传珠同志的100周年诞辰。

　　赖传珠，江西赣县人，1910年生，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赣县人民暴动，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历任连党代表、团政委、团长，长征途中任主力红军一军团一师政治委员，红军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委代理军事部长。他参加过古田会议，具有丰富的部队工作经验。1937年由中共中央军委选派南下参与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任首任参谋处处长。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参谋长，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参谋长，参与领导新四军抗日期间军事活动的全过程，是一位文武兼备的领导者。我有幸曾在赖处长的身旁学习参谋工作，他的言传身教，他对我的爱护和培养令我终生难忘。

　　在皖南军参谋处的鲜明记忆
　　1938年7月，我由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调往军参谋处二科，经短期培训后即留在科内担任内勤。当时军司令部参谋处驻在皖南南陵县土塘村。这个村庄很小，二科的办公室是借用农家的一间狭小住房。一天，我蓦然看见在二科门前站着一位身材魁梧，穿着衬衣和制服短裤的近30岁的首长，仪表英武，两目炯炯有神，他就是赖传珠。
　　在1939年3月18日召开的参谋工作会议上，赖传珠处长发表了《对我军今后作战、侦察、通讯建设的意见》，成为我军参谋业务的蓝本。赖操南方官话，音色高亢，语言简洁。他写字喜用毛笔，走笔迅疾，写得一手好字。1938年末我从小河口后方医院治疗眼疾回部后，赖处长曾半开玩笑地给我讲了一番话，大意是要我好好学习，他说：“我像你这么大年纪就是赣州共青团的负责人了呢！”这番话对我起的作用很大。一次晚饭后，我随赖处长等散步到附近山坡上小坐，赖处长讲北方人不爱洗澡的习惯是不好的，我记住了，一度养成洗冷水澡的习惯。赖处长带头遵守制度，吃大灶伙食，他是从严治军的模范。
　　1938年，上海人民派赴新四军的第一批慰劳团给军部献旗，由赖处长代表受旗，上海《译报》发表了这张照片，上面有数名参谋处工作人员，我也在其中。
　　军部驻黄花塘时，叶超曾向我透露，赖参谋长有记日记的习惯，保存下来的日记本可多哩。赖参谋长在1965年不幸因病早逝。上世纪80年代沈阳军区筹备出版《赖传珠日记》，并专人送来日记全文稿本。我读后感到非常亲切又非常敬佩，一位高级领导人在战争年代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能坚持这样写日记实属罕见。它并不是参谋部门的工作日记，而是断断续续的生活日记，从数十字到二三百字不等。举凡工作生活中的事件他感到值得记上一笔的便信手写了下来，不拘泥于任何体例，因而读起来生动真实。日记记载着他的心声，而他的心声又是那样光明磊落，给人以触及灵魂的教育。日记的内容十分丰富，为党史军史留下来第一手资料，值得专家学者研究和后人学习。值兹老首长百年诞辰之际，我只能简摘其中若干例子，略述几点读后的感受和受到的教育。
　　由延安南下组建新四军
　　日记记载赖于1937年5月18日在萧劲光参谋长处见到洛甫（张闻天），谈话后留抗大受训，过学生生活。
　　12月18日“会见彭（德怀）、项（英）”。
　　12月19日，作为中央军委派出的第一批军政干部，由赖率领启程南下，23日抵汉口，住八路军办事处，先后会见湘鄂赣的傅秋涛、余再励、江渭清，鄂豫皖的高敬亭等。1938年1月3日“周子昆到汉口”。1月6日，移驻南昌书院街高升巷原张勋公馆，即展开集结编组八省健儿奔赴抗日前线波澜壮阔的活动。
　　赖身患多种疾病，5月间请假从皖南到南昌，去一家德国医院看病，6月2日住院，5日即办理手续匆匆出院。原因在于住院要花钱，心中不安。
　　9月29日“完成了4个月的统计，共作战108次”。这第一个统计可是赖处长亲自动手作出的。
　　1939年1月1日至2日“写完参谋会议总结及今后任务”。1月19日“检讨一周教育工作，比过去好得多了”。3月18日“参谋会议开幕典礼”。
　　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从大的方面区分，新四军军部可分为皖南（旧）军部和盐城（新）军部，后来还有淮南黄花塘军部和同山东军区合并的山东军部时期。
　　我军初创时期到皖南事变前，在张云逸、周子昆参谋长亲自领导和赖传珠处长的具体掌管之下，新四军军部核心的军参谋处最先建立运转起来，成了辅佐领导新四军从事抗日战争活动的指挥中枢和大本营。1939年5月，赖传珠辅佐张云逸参谋长建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赖任参谋长，成了江北指挥中枢大本营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在此前后，刘少奇同志到达华中，组建中原局，八路军挥师南下，江北指挥部肩负的任务更加扩大了。赖处长赴江北后，我在作战科曾分管过江北四、五、六 3个支队的电报。赖的日记记录他1939年4月27日动身到江北东汤池。5月4日张云逸参谋长赶到，张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日记反映了江北指挥部对四支队的整顿，对五支队的编组，同日军扫荡的作战和反摩擦的胜利。五支队东征开辟淮南路东，打响了半塔集、郭村反摩擦保卫战，从而从战略上配合了1940年10月陈毅、粟裕领导的黄桥战役的巨大胜利。
　　日记中写道：
　　1939年12月23日“由江巷子出发，到得胜集（皖中定远县藕塘附近——王注）……与胡服（刘少奇）见面”。12月26日“早饭后，胡服谈李（先念）支队及彭（雪枫）支队情形”。
　　1940年4月15日“将李先念部到黄安、黄陂等地的情形，报告延安及军部，并通报要李向大别山推进，创造（平汉）路东根据地”。7月18日“送彭（雪枫）回去”。8月13日“黄克诚同志来，谈一些八路军的情况及部队政治工作情况”。
　　1940年11月，成立了八路军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这个华中总指挥部的实体便是江北指挥部，由刘少奇统一指挥。刘少奇同志曾高兴地表示有“这么好的一位参谋长”感到欣慰。中央军委决定重新编组新四军后，赖自然成为众望所归的参谋长人选。
　　1941年1月3日，赖被任命为华中总指挥部参谋长兼五纵队副司令员。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26日记：“发电报延安拟将新四军部队改编为4个师。”（中央最后决定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王注）
　　纵览二战形势直面华中战场
　　侵华日寇的重大军事行动与进展无疑都在参谋长日记的视野之内。
　　1937年12月14日“得悉南京失守”。
　　1938年3月5日“山西运城失守”。4月29日“台儿庄已三面包围”。5月14日“合肥失守”。11月16日“汉口（10月）25日下午8时被敌占领”。
　　1939年1月6日“日本近卫内阁改组，日本华中指挥畑俊六调换，以奥村继任”。11月28日“南宁已失守”。
　　日记不仅记载国内抗日战争形势，同时还关注二次世界大战形势。
　　1939年3月27日“德已占捷克，匈、罗发生战争”。7月31日“苏蒙与日满军又发生冲突，击落日机14架”。9月12日“华沙已被德国占领，英、法有与日本妥协谈判之说”。
　　1941年6月22日“据中央指示及广播，德国上午5时无理进攻苏联”。6月23日丘吉尔发表谈话，援助苏联。其他国家未表明态度”。6月24日记载了苏军的兵力数字。6月28日“美国军方统计，4天战斗苏共击落敌机500架，击毁坦克1000辆。英苏军事协定将要订立，美已援苏，法有参战说”。1941年8月8日“敌人已占越南，约4万人左右。苏南敌军车41辆开东三省，估计有对苏作战之准备”。11月6日“斯大林发布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
　　日记还反映了日寇对我军在大江南北的积极抗日活动发动频繁袭击、进攻、扫荡和清乡。
　　至于华中地区国民党战区和各省地方武装领导人如汤恩伯、王仲廉、韩德勤、李品仙等等在各个时期的重要动向、对我军的无理进攻，均有记录。
　　建设强力的参谋机关为战争服务
　　抗日战争证明，像新四军这样大的军事指挥部，离不开一个强力高效的参谋机关。抗战中新四军在艰苦条件下所创造的丰功伟绩，赖本人及他所缔造的参谋机关辅佐之功，他的日记是最有力的证明。
　　赖参谋长每到一处，即全力抓好参谋处的建设，为全军服务。国民党当局给新四军在苏皖前线的防区本来就很少，迫使新四军只有打到敌人后方去谋求生存与发展。华中地区敌后，包括苏浙鄂豫皖的重要城市已为日伪军占领。国民党部署在这些地区的军力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日最坚决的新四军深入敌后，拯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切谈何容易。
　　部队首先必须面对的是吃饭穿衣问题，国民党当时提供的军费极其有限，皖南事变后反诬新四军为叛军，撤销番号停止供给，迫致我军经常缺粮缺衣，经费困难，想尽各种办法筹粮筹款。
　　1940年2月29日“当夜讨论吃饭、做衣问题”。4月7日“开会，动员节省粮食，规定每人每天吃粮一斤”。
　　1941年12月31日“通报做鞋子，发布料”。
　　1942年1月中，盐城召开了全军军事会议，各师均派人参加，陈毅军长作报告，会议特别表扬了二师的军事训练工作，日记有所反映。在此前后，各师均办起了抗大，对我军走向新阶段的正规化建设实为一个大的跃进。
　　2月3日“开地方武装会议，修改军律”。2月4日“编印本军暂行奖励条例”。2月9日“开后勤会议”。
　　日记反映了我军在各个时期的整顿编组，师旅高级军政负责人的任命调动。如1941年将苏北的江（都）高（邮）宝（应）划归由江南清乡突围的六师十八旅活动地区；1942年下令将六师与一师合并，六师部队由一师统一指挥等重大决定，及时发展浙东游击战争的部署和任命等。
　　赖参谋长的人际关系很好，老朋友们背后昵称他“赖胖子”。到华中军部汇报工作的各师旅首长、地方工作负责人在晋见军首长之前，大都习惯地先到赖参谋长处坐坐谈谈。战争年代这种亲密接触中常常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问题。
　　赖参谋长抓工作向来雷厉风行，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不仅参谋会议频频召开，而且作战、侦察、通讯、教育、队列、人事各业务科均时时听到他的指示。黄花塘时代曾在内部出刊《情战汇编》，具有指导作用。赖写的发刊词对军事辩证法有精辟的阐述。1941年9月12日记：“二科印出的敌伪顽材料有许多不符合事实和错误，说明工作不认真，军长批评此事。因此召集各科长会议对于此事加以检讨，进行教育。” 他还参加电台工作会议、胡立教主管的调研室工作会议，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增加通讯设备。
　　赖参谋长的组织观念很强，参二科领导之间有意见，他亲自召集马步英、王征明、杨仁声三人开展相互批评会议，还特请张云逸副军长参加会议并作指示。
　　他关心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建设，关心后勤供给工作和军工建设。新四军的卫生工作在卓越的医界强将沈其震、崔义田、宫乃泉的领导下成绩突出。参谋长对他们非常尊重信任，发挥他们的专长。
　　他关心红军老干部的学习生活待遇，通过保健委员会给他们和残废军人制定生活补助。
　　1944年，我在淮南参加过华中财经会议，供给部长宋裕和和经济学家李人俊、徐雪寒、骆耕漠等参加。会议重新厘定了部队伙食标准（每人每日5钱油、5钱盐、2斤蔬菜、5斤烧柴），还特别讨论了减轻人民负担问题。
　　支援八路军   共度时艰
　　鉴于日军对我苏北根据地的扫荡，1942年军部转移至黄花塘。
　　苏德战争激烈鏖兵，中国敌后战场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赖参谋长在中央和华中局指示下，认真贯彻精兵简政，发动部队大生产运动和贯彻全党全军的整风学习。1943年1月6日记：“开各级首长会议，讨论精简问题。”我清楚记得，1943年7月1日在黄花塘举行党22周年生日纪念会，陈毅军长做报告，到会干部不过数十人。连参谋处长陈锐霆也让他暂回四师工作，参谋处各科由参谋长直接领导，精简成绩堪为范例。
　　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兄弟部队，身处华中的新四军不忘身处华北八路军老大哥的艰苦，在可能条件下给以支援。1941年9月30日“开会决定，慰劳八路军百万元，分配：一师23万，二师15万，三师23万，四师15万，五师10万，六师5万，七师7万，军直2万。明年共给中央经费240万元，四师40万，七师30万，二师30万，五师20万，六师20万，三师30万，军及一师70万（一师60万）”。
　　以身作则  诲人不倦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风范
　　赖参谋长是老一辈革命家，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日记记载了他的心路历程。
　　1939年11月6日“秉直（孙湘）来谈我的家事，父母被反革命屠杀，非常残忍，心里特别难过，加深了我对统治者的憎恨”。
　　参谋长对关乎全党全军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大事非常严肃认真。1940年5月14日“接罗来信及电，对于统一战线的认识不对，完全感情行事”。1940年6月11日“李林（原湘南游击队负责人——王注）到此谈江南军部的情形，真有重蹈大革命失败覆辙的危险”。这些均足证参谋长具有高度的政治领导水平。
　　1943年5月13日“上午饶（漱石）找我谈话，对我在工作及问题处理方面有些意见，其中有许多内容令人不满，我思索很久，才予以答复”。参谋长的任劳任怨由此可知一二。
　　参谋长处事作风果断，既严格要求，又深入细致。马步英跟我说过，他对部下心地慈善，关爱他们并善于团结官兵搞好工作。
　　参谋长大公无私，处处带头以身作则，他反对以公款请客。1942年10月16日“下令取消勤务员”。他开荒种的西红柿长得也特别好。
　　参谋长自学甚勤，注意理论学习，如阅读毛主席《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联共党史》。学战术著作，如阅读孙子兵法，1941年11月16日记：“阅读《古代战术之研究》。”学文化，特别请叶芳炎（华中局秘书，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王注）辅导他学文化。参谋长还嘱咐我买一本字典，帮助学习文化。在我的亲身体验中他确实具有诲人不倦的美德。
　　1941年三八节，参谋长和孙湘夫妇被军政治部评为模范夫妇，他们确是当之无愧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步英到北京中央军委总干部部看望赖传珠副部长。老首长还向他问起我的情况，表示关切。我们从日降后分别就再没有能见面了。抚今追昔，曷胜感慨，对参谋长的怀念亦自然绵绵不绝，心头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