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修仁的六筐铜板

　　上海青浦练塘水乡是个有着革命传统的文化小镇，镇上颜安小学建校已逾百年。从这里走出我们青浦区第一代共产党员，陈云同志是杰出的代表。我父亲曹修仁和陈云伯伯都是这个小学的同学，又是好朋友，他们主持正义，爱国爱民，志同道合。陈伯伯小学毕业后去了上海，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我父亲到松江中学读书，但他们的心还是相通的，到陈伯伯去了解放区才断了音讯。我父亲受当时进步思想影响，在校参加过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攻占了松江。整个松江城已被敌机炸得残垣断壁，瓦砾遍地，只在城西门外从岳庙到大仓桥一条街（包括现在步行街）还有商铺开门，我家就在马路桥畔（今天的良友商厦处）开设了一爿南货店，名“生生南货号”，雇有十多个职工，当年还算是较大的店面。
　　当时伪政府要求：凡有日本长官来松江时，各界人士都要上街欢迎，各商铺需准备高升百响爆竹燃放，表示欢庆。爸爸对日本侵略者痛恨还来不及，怎么肯去欢迎呢，他总设法躲过。第一次得到通知说日军几点到松江，我家就提前在店门前燃响鞭炮，其时日军还在车站。我们一放高升百响，各商店也都争先恐后放了起来，我们还敲锣打鼓地热闹一场，倒像是新店开张。第二次日军到松江，我家接到通知，伪政府叮嘱不要放得太早，还要求店主到大街上去列队欢迎，要求在日军通过时才放烟火鞭炮。爸爸带着学徒捧了一大堆鞭炮上了马路桥站好位置。日本兵部队过来了，各家乒乒乓乓地燃起鞭炮。爸爸乘烟雾弥漫时，把大捆烟火鞭炮扔到河里，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亡国奴的日子度日如年，天天提心吊胆，随时提防不测，但防不胜防。一天大祸还是降临到爸爸头上。他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去了。宪兵队驻扎在今天松江九曲弄口的人民医院，当年这里是基督教的礼拜堂。日寇侵占后就成了他们迫害中国人的地狱。
　　爸爸先被带进审讯室，敌人要他交出铜板来。爸爸这才知道有人告密，说我们家藏有铜板。但从敌人的问话里爸爸知道，他们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于是他佯作不懂说：“我是南货店老板，要钱好商量，什么铜板我不知道。”敌人一再恐吓，用皮鞭狠狠抽打我爸爸，口口声声要他说出铜板的下落。爸爸既然已知道他们只是捕风捉影，敌人的急切，使他清醒意识到铜板的重要，眼下考验自己的时刻到了。
　　他回忆起，“九一八”事变后，战争的气氛也波及到练塘镇，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不屈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寇侵略，救亡运动逐浪高涨，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有责任为国家出力。在一个深夜，爸爸悄悄地带着老伙计，把数年积累起来的数万枚铜板，用六个竹筐盛着，埋到地下，上面盖上厚厚的泥土，坚决不让它落到日本鬼子手里。
　　“说，你交不交铜板？”敌人的大声吼叫把爸爸从回忆中拉回到现实的审讯室。爸爸还是说“我不知道有什么铜板”。敌人说：“好，你不肯说叫你去死。”他们把他拖到一间挂满刑具的屋子，外边不断传来凄惨的号叫。爸爸这时已置生死于度外，他只想怎么保住这些铜板。一个铜板可造一粒子弹，如果敌人拿去造枪弹打我同胞，作为中国人怎能对得起自己四万万善良的骨肉同胞！今天自己顶多一个死，一个人死又何足惜！他咬紧牙关，除了反复说“我是老板，要钱好商量”就再也不说了。皮鞭把爸爸打得遍体鳞伤，昏晕了过去，敌人还是一无所获。
　　爸爸被抓后，急坏了妈妈。她四处找亲友，托人说情，锠明铁工厂的老板项志新等几位和日本宪兵队有来往的人帮忙和敌人疏通关系。据说是翻译官动了钱的心眼，达成交易。我家是用两麻袋的伪钞，把爸爸从宪兵队赎出来的，他浑身伤痕累累。我们从此也就关了南货店，把家从松江迁回练塘。
　　解放后陈云伯伯回到上海，派人找我爸爸到上海市区与他相聚。爸爸对陈云说，自已是学电机的，要自食其力当工程师去。陈伯伯要他继续当“资本家”，说这方面有很多工作需要他做，也是为人民服务。就这样，我父亲解放后连任青浦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县工商联主任等职。
　　1950年，不屈的中国人民又被迫跨过鸭绿江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内开展声势浩大的捐献活动，为祖国制造飞机大炮出力。爸爸想到自己家深埋地下的铜板。这是他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保存下来的，现在是它们为国效劳的时候了。他让职工们从地下挖出这六筐铜板，扎上红绿彩绸，职工们挑着它们，敲锣打鼓地送到练塘镇镇政府，支持抗美援朝。
在抗美援朝的动员大会上，爸爸热泪盈眶地讲述了这六筐铜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