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保安红军大学的一个窑洞中住着六位女同学,她们是贺子珍,康克清,聂荣臻夫人张瑞华,罗炳辉夫人张明秀和我的母亲孙湘。她们中间只有我母亲还没有结婚。康妈妈对我母亲说:“我帮你挑个好的!”经康妈妈介绍,我的父亲母亲相识并于毕业后结了婚。邓六金妈妈不只一次告诉我:“你的父母在新四军军部是被评为模范夫妻的。”我母亲常说:“你爸爸全家人都被反动派杀光了,战友又牺牲了那么多,所以他对家人、战友都特别亲!”
我生在苏北的一个牛棚里,当时日本鬼子正在疯狂“扫荡”,父母只好将我寄养在老乡家,局势稍稳一些后,才将我带回来。很多在黄花塘军部的新四军老同志,都看见我父亲一手办公,一手摇着一只筐,筐中躺着我;看到过父亲为我洗尿布、晒被褥。行军时,骡背的两只箩筐一边放着行李,一边就放着我。解放后,尽管他工作繁忙,但只要有可能,他都尽量抽出时间亲自参加我们学校召开的家长会,听取班主任老师的意见和评语,认真记录,回来后召开家庭会议,对我们进行教育,要求很严格。
洪学智叔叔去朝鲜时,将儿子洪虎、洪豹放在我们家。我父亲是他们的监护人,也参加他们的家长会。每次开会都将他们的学习成绩和评语记下,回来后和他们谈话,并将情况写信告诉洪叔叔。现在我们家还保存着这些资料。
我父亲与战友们工作一贯配合得很好。当年萧劲光伯伯在陕甘宁当军事部部长,我父亲任副部长兼政治部部长,他们一起工作很愉快。解放后萧伯伯曾两次提出,要我父亲到海军去工作,他十分赞赏我父亲的人品和才干。
父亲逝世后,我们全家在广州时,陈毅老总和张茜阿姨多次来看望我们,回忆和我父亲在一起的经历和友谊,赞扬父亲的优秀品质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文革”时期我去看望张云逸伯伯,他和我父亲从1937年11月到1945年12月在新四军军部一起战斗长达9年,建立起十分深厚的友谊。张伯伯当时已年高体弱,见到我十分激动,动情地说:“我想传珠啊!老是想啊!白天想,晚上做梦也梦见啊!……”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韩碧妈妈忙用手绢帮他擦,可他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这样的战友情,令在场的人都十分感动!
我去看望“文革”受到冲击的宋任穷伯伯,那一次他刚被“解放”,在医院住院,一见我便紧紧拉着我的手说:“我和你父亲三次共事。第一次从红一军团一同调到红五军团;第二次在总干部部;第三次在东北。我们相处得非常亲密,非常融洽。”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那么高兴又激动地回忆与我父亲一起工作战斗的时光。宋伯伯在东北时,他儿子克荒就住在我们家,直到“文革”结束。
吴德书记从吉林调到北京工作,到我们家说:“赖政委如果还在,东北的情况可能要好得多。在对他的悼词中,专门有一句话是讲他非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密切军政、军民关系。”
我父亲不爱参加宴会,也不喜欢照相,能不参加就不参加,更不喜欢往领导家中跑。我妈妈有次问他:“毛主席要你到他家里去,你为什么总不去呀?”他说:“主席忙,又没有什么事。”
在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期间,他看得最多的是老病号、老同志及烈士遗属,像徐海东伯伯、张云逸伯伯等。
自1950年开始,我父亲就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但他经常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仔细。他总喜欢自己动手写材料、文件,他在沈阳军区工作6年,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手稿。我父亲当年虽然只有50多岁,但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上二楼都会喘,身体透支得太多了。
我当时在军校,毕业前父亲对我说:“毕业后,你要到基层去锻炼,去边防、舰艇上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不要做三门干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要严格要求自己,要继续努力学习……”我遵照父亲的要求,毕业后去了外长山的海洋岛,一直在舰艇上工作了20年,和战友们一起守护着祖国的海疆,将整个青春献给了我们的海军事业。
1965年12月,沈阳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我父亲不顾身体有病,谢绝了陈司令员和其他领导同志要他到北京检查身体的建议,坚持主持会议,还做了6个小时的发言。14日开完会后,发现他全身发黄,经检查是急性肝炎,转氨酶已高达8000。第二天他即昏迷了,急报军委和党中央后,总部先后派了四架飞机,送来十三名专家和各种药品、器材,医护人员奋斗十天,未能挽回我父亲的生命。就这样,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父亲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1929年在福建,胳膊被打断;1930年,在反围剿中头部负伤;1935年在长征途中胸部被打穿,警卫员将我父亲背下来,以为他已经牺牲了,后来看到我父亲的伤口还在冒血,就用枪通条加凡士林来回拉,算是清理了一下伤口,他竟奇迹般带伤过了雪山和草地,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父亲逝世后,在沈阳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北京西郊机场,周总理、邓小平、李富春、徐帅、叶帅等亲自来接我父亲的骨灰,这充分表明了党和中央军委对我父亲革命一生的肯定与评价。
父亲临终前最后的遗嘱是“听党的话,跟毛主席走,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我永远铭记父亲的教导!
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