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0年夏，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拉开了组织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序幕。这是我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它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制定党的宣言党纲，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各地建立党团组织，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无比愤怒，对于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要求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传遍全国。此时全国工人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1920年全国发生罢工46次，参加罢工的达46000余人。在斗争中，工人们要求加强联络，结成团体。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将来的世界必然是赤旗的世界，中国革命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做“台柱子”。

陈独秀、李大钊是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两位知识分子。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的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李大钊认为：“凡为一个团体，必须有明确的主义”，“旗帜要举得鲜明”。这时的陈独秀也已经将关注的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人大众，从思想文化的传播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

与此同时，我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和马列主义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东方局的维经斯基以记者身份到中国来了解情况。随同前来的有他的夫人，秘书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等。他们到达北京后，通过苏俄驻中国使馆的关系，找到一位在北京大学教授俄文的俄侨鲍立维，由他介绍他们同李大钊会晤，并在李大钊主持下，同一些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进行过几次座谈。随后，经李大钊的介绍，他们又到上海会晤了陈独秀。

维经斯基等到上海后，在陈独秀主持下，同《新青年》的编辑和撰稿人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沈玄庐，《时事新报》的编辑张东荪等人，进行多次座谈。据陈望道回忆：“我们(指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1920年5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等参加，组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酝酿建党的问题。以后陈独秀多次开会，商讨建党问题，当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态度并不一致。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经过两次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的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这个组织开始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此后不久，围绕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上海发起组最初参加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还有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杨明斋、李达、林祖涵、沈雁冰、周佛海、李启汉、袁振英、沈泽民等十余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推陈独秀为负责人。这年11月中旬，陈独秀应孙中山邀请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鸣锣开道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努力提高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同时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积极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鸣锣开道。

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宣传，特别是为了满足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需要，《新青年》改为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公开地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八卷一号）上刊登了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公开宣布主张社会主义。他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针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公开宣传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也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必要的谬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对其进行了批驳。陈独秀写信给张东荪，揭露张东荪“虽不明显祟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谓不讲仁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李达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中明确指出，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不仅很必需，而且有条件。所以他提出要“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此外，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也参与了对张东荪等人谬论的批判。通过这次讨论，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建党工作的开展。

为了统一各地同志的思想，并为党的成立作准备，1920年11月，中共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要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1月7日，中共上海发起组又创办了秘密的理论刊物《共产党》，由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旗帜鲜明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以及与其他政治党派的区别；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是用阶级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在《共产党》第一号上陈独秀写了序言性质的“短言”。“短言”分析了世界形势，指出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代之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号召：“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致发生。”这个“短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党的纲领。

同时在《共产党》月刊中，对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李达以“江春”的笔名写了《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系统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谬论，指出无政府主义是“没有科学体系和哲学基础的”。这些文章在划清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界限时还规劝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人，放弃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共产党》月刊还着重宣传关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大量介绍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帮助读者了解党的性质、特点和组织机构。《共产党》月刊，每期发行约5000份，不仅国内的共产主义者把它作为必读材料，并寄给远在法国等地的共产主义者学习。它对党的筹建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称赞这个刊物“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除了办刊物外，还从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以上这些活动，为党的成立，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在进行理论宣传的同时，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还积极开展工人运动，组织工人团体，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促进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努力扩大党的阶级基础。

1920年8月15日，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陈独秀、李汉俊创办了《劳动界》周刊。这是一份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的通俗刊物。李汉俊在《为什么要印这个报？》中指出：“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应该晓得的事情。”陈独秀在《两个工人的疑问》中，用生动具体的事实说明人们的衣食住所需的物质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宣传了“劳工神圣”的思想，大长了工人的志气。同时他又把两个工人的“疑问”提出来启发工人们思考。他说：既然“劳工神圣”，为什么许多出力做工的人都仍然没得吃、没得住、没得着、被压在脚底下不当人看待呢?努力促使工人们认清受苦的根源。《劳动界》不仅宣传革命道理，而且介绍国际国内时事，劳动状况的调查和工人罢工胜利的经验，受到工人的热烈欢迎。

为了组织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成立工会，通过工会教育、训练，团结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中共上海发起组将此作为重要任务，派李中深入工厂具体筹备机器工会。1920年10月3日下午，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各工厂到会的发起人约七八十人。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俞秀松、李启汉等六人以来宾身份出席会议。筹备会主席李中在会上作报告，指出发起机器工会的宗旨，在于“谋本会会员的利益，除本会会员的痛苦”。杨明斋、陈独秀先后发表演说。他们称赞机器工会筹备会的工作做得好；工人应该建立和加强自己的组织；工会应该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资本家斗争。陈独秀还强调工人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社会上一切物件都要受它的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他勉励到会者把工会办好，“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今天，就有几千或几万的会员，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会”。会议邀请陈独秀等六位来宾为名誉会员，会议讨论了陈独秀、李中等草拟的机器工会章程草案和设立工会事务所和经募处等问题，陈独秀被邀为经募处主任。同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大会在白克路（今凤阳路）上海公学举行，到会者近千人。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它的诞生，进一步推动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这年的12月上海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会员有1340多人。

指导推进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通过各种方式与其它地方的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从组织上推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与筹划下建立的。1920年3月北京成立了以五四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党组织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随后又陆续吸收新的成员，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范鸿劫、张太雷、宋介、黄葵、陈为人等先后加入。李陈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上海发起组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1920年夏，李汉俊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后又亲自到武汉面见董必武，商议在当地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同时，陈独秀也派刘伯垂去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刘伯垂从上海带去了一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同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成立了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俊等人。

长沙、济南两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在中共发起组的影响下建立的。1920年夏，在酝酿筹备建党期间，长沙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联系。这两个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状况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对毛泽东产生很大影响。陈独秀委托毛泽东回长沙后开展建党活动。1920年冬，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中坚分子中秘密诞生，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等在上海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建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过程比较曲折。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曾为在广州建党之事，致函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嘱其发展组织，他们也进行了一些酝酿工作。但是由于受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干扰和影响，没能建立起来。直到同年12月陈独秀到广州后才正式建立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

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是由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当时陈独秀和李大钊曾委托张申府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中发展组织，在党的“一大”前，组织成员人数很少。

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随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先后建立，以及革命知识分子积极开展一系列工作，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相结合，组织全国性政党的基础已经具备了。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他们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取得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双方交换意见，分析了情况。他们建议应当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于是，李汉俊、李达与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李汉俊、李达写信请各地党组织各派代表2人到上海开会。

当时国内6个党组织及旅日的党组织共派来13个代表。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由于陈独秀时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无法前来上海出席会议。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家里举行。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侦探，建议马上终止会议。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会场，结果一无所获。由于无法继续在上海开会，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这次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党的临时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上海发起组也完成了历史赋予她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