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号手”任光（二）

为《义勇军进行曲》而歌

上海徐家汇公园里有座建于1921年的三层法式小红楼，是十分精美的建筑。20世纪30年代，它被东方百代唱片公司收购作为录音场所，抗日战争期间一度被日本侵略者占有。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它成为中国唱片公司的所在地。

任光当年就在这里第一次灌制了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义勇军进行曲》从这里走出，随着电影《风云儿女》，随着单曲唱片，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巨浪，很快在中国，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1928年，任光回到上海，由于精通法语和音乐，受聘在法商经营的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任音乐部主任。

百代唱片公司是法国著名的跨国公司，在国际上有较大的影响力。“小红楼”就是百代号称远东最大的录音棚。

19世纪末，随着法国百代唱片公司登陆沪上，带来了新鲜时尚的留声机，这种“伶人歌唱可留声，转动机头万籁生”的机器让当时的上海人异常兴奋，很快成为沪上时髦。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几乎所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录音棚里留下足迹。当时在上海滩红极一时的王人美、周璇、李香兰、李丽华等明星都曾在那里录过音。而且只要百代录音，这些明星往往都是随喊随到，可见“小红楼”的非凡实力和魅力所在。

任光就在这座“小红楼”里工作。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用音乐作武器，为鼓舞中华民族奋起抗日、抵御倭寇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1927年，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惨案，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枪声，向世界宣告反动政权的残暴和它的末日必将来临。这个时期的上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革命活动和开展斗争的中心，而且也是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那时，上海集聚了中国许多著名学者和文化名人，如：鲁迅、茅盾、田汉、夏衍、阳翰笙、洪深、聂耳、冼星海、任光、安娥、张曙、蔡楚生、塞克、贺绿汀、刘雪庵……

任光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后，结识了当时在中华书局供职的邻居田汉。田汉是我国著名的革命诗人、戏剧家。他自1924年起，就在上海展开了以“南国”为中心的进步文艺活动，他宣布以‘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为宗旨，广泛结交文艺界朋友，率先揭开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序幕。

田汉在南国社设立了音乐部，任光的音乐才华被田汉所赏识，田汉评价任光；“不仅是一位不错的钢琴家，还是一位钢琴整音(调音)专家。”

通过田汉的推荐，任光与南国社建立了联系，结识了在上海的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他先后参加了苏联之友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

苏联之友音乐小组是1933年1月，在上海由田汉发起组织，有聂耳、张曙、吕骥等参加的中国音乐界的一个早期进步音乐活动组织，该组织是通过研究国内外革命形势，探讨音乐，积极参与拥护苏联、拥护苏区，保卫和平以及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活动。

1933年2月9日，在以田汉为代表的中共电影小组的动员下，任光与聂耳转入左翼电影阵地，并和夏衍、田汉、聂耳等在上海出席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任光与夏衍、田汉、蔡楚生、聂耳等3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大会号召电影工作者要积极投入“电影文化的向前运动”，去共同建设“新的银色世界”。

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需要，同年2月12日，任光与聂耳、张曙、吕骥、安娥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

“九一八”事变后，黄色歌曲和美国爵士音乐已像瘟疫一样侵蚀着人们的肌体。为了去争夺与占领戏剧、银幕、舞台和广播等阵地，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引导会员在思想上，认识到中国新兴音乐面临的历史任务，明确自己的前进方向，并使音乐和诗歌、小说、戏剧一样，为大众‘呐喊’。要求作为一个时代的音乐家，必须根据大众的需要，为音乐注入‘新的内容’。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当时是革命群众歌曲和进步影剧歌曲的摇篮。

1934年春，在田汉的领导下，任光与肖声、聂耳、张曙、吕骥、安娥、王为一等在上海成立“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主要是进一步团结音乐工作者投入左翼进步影剧音乐活动，建立和壮大革命音乐阵线。

为了配合形势的需要，左翼音乐小组成立了词曲作者联谊会，一个月左右活动一次，就在任光的家里。任光、冼星海、聂耳、安娥、吕骥、刘雪庵、贺绿汀、孙慎等经常在一起探讨和交流作品。任光当时对参加联谊会的青年音乐工作者非常热情、亲切，很支持他们搞创作，鼓励他们多出作品。

那时《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曲作者孟波和《大刀进行曲》的曲作者麦新也在左翼音乐小组的词曲作者联谊会，由于时局恶化，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任光知道后，就特意让孟波和麦新到百代公司去录音灌唱片，优付给他俩20块法郎稿酬。拿到这笔丰厚的稿酬，孟波和麦新商量，不能随便花掉，一定要为抗日救亡做点事情，这才不辜负任光的一片心意。于是，他俩编辑出版了《大众歌声》的歌本，专门发表救亡歌曲，从1936年到1938年每年出一期。前后共发表了三百多首歌。他们还拿着歌本到工人夜校去教工友们唱。任光知道后非常高兴，称赞他们做得好。

生活中，任光为人十分谦虚，讲话时非常亲切、和蔼。然而工作上他却相当认真，因为任光是个音乐天才，尤其耳朵听音特别灵，在录音棚里他只要听一遍歌者和乐手的声音，就能准确无误地把每个人安排到恰当的位置。录音过程中，谁出现偏差，他都及时指出并亲自示范给以纠正。

任光对左翼文艺界的朋友都很尊重、很信任，也很有感情。由于是百代高级职员，他收入可观，生活较宽裕。他在徐家汇有幢花园式的洋房，还开着一辆奥斯汀牌的小轿车。但他为人正直、慷慨，经常资助一些有困难的朋友，此事在进步文化圈内被传为美谈。

任光利用自己是外商高级职员的身份，主动把私人住宅提供作为进步活动的地点，还把自己的小汽车作交通工具，用来接送、掩护、转移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

1935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上海局与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多名左翼文艺家被捕，任光得知好朋友阳翰笙入狱，就立即赶往他家探望，并拿出薪金给其家属解决生活困难。阳翰笙在狱中得知此情，亲手用铜币磨出一把小斧，出狱后赠与任光，以感谢他真诚可贵的同志情谊。

聂耳当时在一个合唱团里吹小号，一次偶然的机会，任光凭着敏锐的音乐感觉发现了聂耳的才能，不久就介绍聂耳到百代公司音乐部工作，还担任了音乐部的副主任，成了任光的助手。这为聂耳今后光辉的音乐创作历程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聂耳生前不仅叹服任光的钢琴伴奏是“美的旋律”，也一直深深感激任光的知遇之恩，称任光为“我们的导师”。

此时的任光在田汉、夏衍等中国共产党党员们的帮助下，已自觉向党靠拢，并接受地下党对左翼音乐运动的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对他正产生着重大的决定性影响。

任光在战前的左翼音乐运动中有着一个特殊的地位。他从1933年起写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特别是为进步电影的配乐作曲；加上在百代唱片公司的职位，他尽心尽力做好优秀的进步歌曲的传播工作。他的寓所也一直是苏联之友音乐小组、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组织的活动中心。他对我国新兴音乐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任光在百代唱片公司利用职务之便，为《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大路歌》、《大刀进行曲》、《码头工人歌》、《卖报歌》、《新的女性》、《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数十首进步歌曲灌制了唱片，让抗日救亡歌曲通过唱片，迅速汇成一股抗日洪流传遍全国。任光录制的这些歌曲，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从一个方面打开了新兴的左翼音乐通向人民群众的渠道，有力地抵制了泛滥一时的靡靡之音，对于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海外侨胞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义勇军进行曲》是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该片由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摄制的。“电通”当时是左翼影人领导的有声电影制片公司，它成立后出品的首部电影是《桃李劫》，片中主题歌《毕业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歌曲唱出了青年一代渴望报效国家、振兴民族的迫切追求，并对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曲调铿锵有力、激情四溢，旋律简洁流畅，随着影片的上映获得巨大的成功，《毕业歌》也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歌曲。

当聂耳准备去日本时，得知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尚未谱曲，就主动请缨，接受了任务。年仅23岁的聂耳以满腔的革命热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几经修改，完成了歌谱的创作。出国前，聂耳特地到电通影片公司摄影棚试唱，任光等当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修改意见。1935年4月末，聂耳将定稿的歌谱由日本东京寄回上海。5月初，青年歌唱家盛家伦，电通公司演职人员郑君里、金山、顾梦鹤、司徒慧敏和施超等六七人，在任光、吕骥等音乐家的鼓励下，组成一个小小的合唱队，在任光的悉心指导下，经过几天的练习，5月9日第一次将《义勇军进行曲》在“小红楼”里灌成唱片发行。据司徒慧敏说，电通合唱队队员用略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演唱的这首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声录音母版，灌制成这张唱片的编号为34848b。后将第一次唱片上的录音转录到电影《风云儿女》胶片上。贺绿汀完成了电影《风云儿女》全片所有的插曲和主题歌的配乐，俄籍犹太人阿甫夏洛穆夫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和声配器。

任光为了能让《义勇军进行曲》尽快传播出去，他利用当局难以对外国公司出的唱片审查的条件，以赚钱为诱饵，巧妙地说服了法国人，把这首歌录制成单曲唱片，向国内外广为发售、传播。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黄浦剧场前身）首映。当日《申报》电影广告称“这儿有雄伟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悲壮、哀愁、轻松、明朗，使你喜，使你悲，使你感奋，使你知道对祖国的责任”，“是初夏中国影坛上一曲胜利的凯歌”。当日《中华日报》电影宣传广告上写着：“再唱一次胜利的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炸弹！”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坚决御侮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概。她一诞生，迅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中国各族人民不屈不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歌。

1938年春，任光再度赴法进修时，组织巴黎华侨合唱团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有42个国家参加的反法西斯侵略运动大会上，为祖国难民募捐，还亲自指挥华侨合唱团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一些国家的代表盛赞：“中国现代歌声蕴藏着中国的无限希望。”

任光使《义勇军进行曲》走向了世界！

《义勇军进行曲》从录制到传播，无不凝结着任光的心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