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兰树下的思念

      这是新四军老战士董铨同志（1921-1985）的女儿董倩纪念她父亲的文章。董铨是安徽省嘉山县(现明光市)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历任盱（眙）凤（阳）嘉（山）县县长、泗县宿（迁）县县长、中共山东省益寿县委副书记等职。1949年5月随军南下，参加上海接管工作，历任中共上海市洋泾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市郊区工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农业局局长。1959年受到错误处分，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工资降三级，下放到上海农科院实验场工作、劳动，长达二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8月，中共上海市委作出撤销1959年12月24日关于开除董铨党籍的决定，恢复董铨同志的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二十年沉冤获昭雪。平反后，董铨担任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并任中共上海市人事安排小组成员。
1982年，董铨光荣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任上海市农村工作委员会顾问。      ——编者

 董铨全家合影，后排中为本文作者
      每当我路过华东医院，我就会慢下脚步，再一次看看这个如此熟悉的院落。医院门口那两株高大挺拔的广玉兰树，在霏霏春雨中显得越发枝叶浓密、苍翠欲滴。这时，在我心中就会涌起浓浓的思念，对父亲董铨的思念……
      我的童年经历中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华东医院呆的时间似乎比幼儿园还要长。那是因为我父亲长期的革命征战和繁重的工作，特别是后来的蒙冤，对他的身体损害很大，他经常要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被严重的心脏病折磨，每年倒有近一半的时间在医院度过，边治疗、边工作。我作为家中的幼女，作为父亲疼爱的小囡囡和母亲挥之不去的跟屁虫，自然也就成了华东医院的常客。那时候，母亲在病房和父亲说话，我就溜到外面院子里玩。在草地上疯跑，在那些欧式的廊柱间自己跟自己捉迷藏，累了就坐在石阶上，看着身边形形色色的人来人往。阳光是灿烂的，空气是自由的，小小的我是快乐的，却全然不知道此时病床上的父亲正在经受着双重的煎熬——身体的病痛和精神上的折磨。当年，父亲正值壮盛之年，工作上成绩斐然。就在他的人生和事业到达高峰的时候，一个“欲加之罪”使得父亲失去了他无比自豪的党籍，离开了他奋斗多年的工作岗位。从此，为排遣苦闷、抒发胸臆，父亲寄情于翰墨丹青，写字作画成为了他精神上的手杖。他就是拄着这根手杖，独自一人走过了20年的艰难岁月。
      父亲对书法的爱好是由来已久的。记得当年江苏省泗洪县重修“雪枫墓园”和“朱家岗烈士陵园”的时候，邀请了许多社会名流和书画名家撰写纪念性的诗词联文。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安徽盱凤嘉县县长，与泗洪县(当时名为泗县)同属淮北苏皖边区，素有善书之名的他也在受邀之列。当时，父亲恰好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检查，得到消息后，父亲一连几天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迟迟没有动笔。那一天，父亲在窗前沉吟良久，对我说，我们来写吧。我按照父亲的指点，研好浓墨，准备好了最大号的毛笔，裁好了数尺长的纸张。这样，我帮父亲推纸，父亲挥毫泼墨，一气呵成，写下了“生为人民服务，死为革命献身”十个擘窠大字。这幅挽联至今还在“雪枫墓园”陈列馆展出。相比之下，父亲学画就比较晚了，那是在他蒙冤之后，在朋友的引领下，他开始学画。大约是因为绘画艺术更加丰富多彩，更容易扫除现实生活中的晦暗，父亲一下子就对作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进步很快，不久便可以与沪上的国画名家们交流了。
      正如同父亲在革命战争和工作中一样，他作画也不是孤军作战。在1980年前后，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开始长期住院治疗。而就是在华东医院的病房，他找到了几位意趣相投的“病友”兼“画友”。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作画、论画，兴到酣处就搞一个小小的笔会，你画松，我补石，他题诗，大家合作一幅。兴致越来越高，病房里就显得局促了。几位画友一合计，找到院方寻求支持。院方倒也爽快，把一处休息室收拾了一下，就充当了那几位画友的画室。从此，几位画友更加得意，作画也更加勤了。这几位画友里面，除了我父亲，还有电影艺术家赵丹、著名漫画家“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老干部汪振华同志等。我当时已经20多岁，经常去看望父亲，和这些叔叔伯伯也渐渐熟悉了起来，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赵丹。那时的赵丹已经年过六旬，却仍然丰神俊朗、洒脱翩然，虽然同为严重的病情而略显苍老憔悴，但是仍遮掩不了他身上的熠熠星光。有一次他们几个画兴大发，赵丹画石，父亲添竹，汪振华题字，护士们在周围观看，谈论赞叹，整个楼层里洋溢着艺术带来的欢乐气息。每当我看到他们在一起兴趣盎然地写字作画、高谈阔论的时候，都会非常羡慕他们那发自内心的快乐。后来，我才慢慢地知道，赵丹和我父亲不仅有着相同的快乐，更有着相同的痛苦，这痛苦不仅来自沉重的病势，更来自深深伤害了自尊的不公正待遇。你可以轻描淡写地说，那是时代的痛苦，但这痛苦毕竟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别人是无法真正地感同身受的。时至今日，我也是两鬓斑白，每每思想往事，都会为我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在面临人生灾难时所表现出的乐观豁达所感动。在他们的心中，是坚强，是理想，是高尚的人格。我想，这也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宝贵的回忆。
      我脑海中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幕，发生在1979年夏天。那天，我和母亲正陪着父亲在病房里说话，进来了几个人，自称是市委组织部来的。来的人面色和蔼，父亲和母亲的脸色却一下子变得有些难看。母亲示意我回避一下，我就赶紧从这凝重的气氛中脱身出去。过了片刻，突然从父亲的病房里传出了哭声，我急忙奔回，推门一看，父亲和母亲正在抱头痛哭!原来，这几个人是来宣读市委的决定，父亲的冤案平反了、党籍恢复了!我当时极为震惊，因为直到此时此刻，我才知道父亲蒙冤的事情。原来这20年来，他竟是独自品尝着如此深重的痛苦，而在家人面前却缄口不语，未曾让我们感受到一丝一毫。在这本应额手相庆的时刻，父亲却以嚎啕大哭宣泄出20年来压抑在内心最深处的愤懑、委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哭，也是最后一次……我无法想象，在这20年间，父亲一边支撑着被病魔煎熬的躯体，一边背负着这巨大的精神锁链，究竟是如何度过的!每当想起双亲抱头痛哭的场景，我都会泪湿双眼，不能自已。
      今天，父亲与我们诀别已有24个年头了，尘世间的沧桑巨变、人情冷暖，已经不会再惊扰到他了。但他一定知道，这些年来，我们都在深深地想念着他。每当我路过华东医院，放慢了脚步向那两株广玉兰树望去的时候，我会恍惚看到我的父亲就站在树荫下，他仿佛也在凝望着我。父亲依然还是那么年轻，如同身后的玉兰树，英姿挺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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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感动和惊奇的是，董铨同志在身处逆境期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告别郁闷沉沦，淡泊名利，抛弃一切身外之物，在翰墨艺术的领域里，寻找一块新天地。他通过曾经同他一起工作过的美术家富华结识了赵丹，又与唐云、程十发等许多书画名家交了朋友，陆续收藏了他们的精品画作，自己也学会了装裱技艺和绘画，从中陶冶情操、净化灵魂，乐此不疲，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
      今年，在上海解放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由董倩任主编，出版了《画像留痕——董铨和他的藏画》，这本画册精选了董铨收藏的100余幅闻名画坛的珍品，显得弥为珍贵。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它留给我们的是董铨同志的坚强意志和不屈精神！
董铨同志的夫人、战友华云英同志最近将这本装帧精美的画册分别赠送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上海、安徽的有关单位和同志，人们见物思人，对董铨同志高尚的品德和精神境界留下了深刻印象，给予了高度评价。（沈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