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王秀云
      我的母亲王秀云，15岁参加革命，17岁入党，腰挎两支短枪，转战河北大地，参加了抗日战争，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5月转业到地方，当过疗养院院长，卫生学校校长、医学院院长。
　　“文革”期间，在“红色风暴”的席卷下，母亲被打成“走资派”，并被戴上“假党员”的大纸帽、大牌子被沿街批斗……那天，母亲在被批斗时，突发心脏病，被“造反派”扔回家，我流着泪给母亲烧水送饭，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多亏了后院张姨的照顾。当时母亲喝了一口水，对我说：“晓军，别哭，妈妈无罪。”我不知道，也猜不出乌云遮日的日子还要多久。
　　终于熬到了“平反”，市委组织部重新对老干部进行政审，派人去母亲的老家外调，数月后，组织部一位负责人对母亲说：“老王，好不容易在唐山找到了你入党的介绍人，材料都写好了，关于你的问题总算可以了结了。”母亲瞪大眼睛问：“谁出的材料？”“曹善明！”“不，不是他。”母亲斩钉截铁地说：“他是我们的支部委员，但我的入党介绍人是袁世光，你们只有找到老袁，才会清楚。”组织部负责人不解地说：“老曹知道你‘文革’遭了不少罪，我们找到他，人家二话没说就出了证明材料。”“这我理解，但同情不是事实嘛。”母亲固执己见。组织部再次派人赴唐山调查，犹如大海捞针，终于4个月后，在唐山一个养猪场找到了正在当“猪倌”的袁世光，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干部用颤抖的手如实证明他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
　　当组织部领导专程来我家向母亲“贺喜”时，母亲开心地笑得像盛开的秋菊：“这回螺丝扣和螺母才对上扣了。”母亲讲，在白色恐怖下，当时地下工作者入党有个规定：三人不过耳。意思是说，你知，我知，第三人不得知。这是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中，我党不得不采取的严格保密措施。那位组织部领导听后，十分感动，吐出沉甸甸的两个字“忠诚”！这是对母亲的“最高奖赏”，我一生无论走到哪里也忘不了这两个字，我决心做像妈妈那样的人，后来我也参了军，入了党，在部队也荣立了三等功，还受到了12次军级嘉奖。
　　母亲临终前，从箱子里拿出红绸布包着的12块银元，分给我们兄弟四人，每人三块银元，留作纪念。这银元是怎么来的呢？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敌我双方展开了残酷的拉锯战，日本鬼子进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村民四处躲藏，鸡犬不宁，八路军和游击队则声东击西展开游击战、麻雀战、阻击战，与鬼子周旋。那时母亲是区妇救会主任，我姥爷是个勤劳憨厚的农村木匠，靠走村串巷，给人做个洗衣板、衲袜板、门窗、木盆、花架，甚至棺材什么的维生，母亲与姥姥和姥爷悄悄商量租下了村东头那块地，种点地瓜和花生，待到秋天，秘密藏入地窖，分批送给八路军和县区游击队。就这样姥姥家成了一个秘密联络点，一做就是四年，好在有群众掩护，没被鬼子发现，后来县大队送来12块银元作为报酬，母亲不要，硬塞给了姥爷，姥爷憨声道：“这钱不能要，共产党为咱老百姓，命都不要，我们咋能忍心花他们的钱。”县大队负责人说：“这是纪律嘛，群众的支持是无价之宝，正因为有群众支持，我们才能打胜仗，这是部队给您老人家的一点补偿，不收下那军民怎么合作呀。”没有办法，姥爷把钱埋在了院里的南瓜棚下，直到“文革”后期姥爷去世前才把这12块银元取出来交给了母亲，还一再说：“钱别花，留给孩子们做纪念……”，后来，母亲安葬了姥爷，把这12块银元从河北省滦南县周各庄老家带到大连，一直存在家里的樟木箱子底下，直到母亲去世前才分我们四兄弟。
　　记得那天母亲特别激动，她一字一句的说：“这三块银元要保存好，就算传家宝吧，我和你爸跟着党一辈子，你们四兄弟都有进步，妈感到自豪，要永远听党的话，做学习上进、工作努力、生活简朴的好党员，好干部，这就是妈的心愿。”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泪水……
　　母亲，您的话我们记在心里，三块银元将永远伴随我们健康成长，我们会用行动证明，决不辜负您老人家对我们的殷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