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下半年，正值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解放区，我们在苏北五分区盐阜医院一个医训队学习，共28位同学，因战争需要被华东12纵队卫生部收编。
我们这个医训队是个“三无一有”的部队（即无教室、无桌椅、无课本，每人有个背包）。就凭这样的条件，我们学完了生理解剖学、外科战伤学、护理学、药物学等实用的课程。当时部队往往是夜间行军打仗，白天驻扎休息，我们就抓紧这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在祠堂内、大树下，各自坐在背包上上课。学医是最重视实践的、直观的，但我们只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如上解剖学时，没有人体骨架教具，就请年龄最小的陈同学（13岁）做教具，让他赤身裸体地站在课堂前，由老师从头到脚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讲解。小陈开始怕羞不愿意，后在老师和同学们的请求下同意了。同学们听了这样的讲解，理解很深，记得也牢，所以学习进度也很快，事后同学们都把陈同学称为“陈有功”。
翻眼皮、打静脉针、做人工呼吸、外伤止血、包扎等课程，都是在我们同学间相互进行。那时虽然学习条件差，但同学们个个都是兢兢业业地学、认认真真地做，没有一个偷懒，没有一句怨言。1947年春天，我们接到停课命令，去前线参加救治工作。同学们有些新奇也有点害怕，但大家还是奋勇上前，没有一个表现出退缩情绪。
我们被分到医疗队各医务班，那时的战地医院，说是“医院”，但是既无病房也无病床，伤病员都住在老百姓家，由医务员逐户上门巡诊换药。我们穿上白大褂跟在带教老师（医务员）后面边看边学，边做些辅助工作。我记得一天上午，老师叫我一起给一位重伤员换药，该伤员是被重机枪打的，一条腿连中三枪，大腿骨折，膝盖骨和小腿也中了弹，老师叫我把伤员的伤腿托起，他熟练地解开纱布，露出伤口，然后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着盐水棉花球轻轻地清洗伤口，整整花了一个半小时。我那只托着伤员腿的臂膀又酸又累，累得头上直冒汗，但我坚持平稳地托着伤员的腿不吭一声。更使我难忘的是伤员换药时强忍痛苦的面容。回来的路上，老师对我说：他们在前方已流血了，我们在这里不能再让他太痛了。60多年了，当时的场面还历历在目。
医训班毕业后，我与吴波、高华分到一队开刀房，在开刀房我们学习了蒸汽消毒法、酒精消毒法、器械消毒法、折叠手术巾、纱布包各种技术。进开刀房两个月，接到开刀的任务，那时我不到17岁，但身高已有1.7米，力气也很大，一般伤员要两人抬上手术台，我看这样既费时间，搬不好病人还叫痛，我对老师说，我来试试抱伤员上手术台。经老师允许，我将左手伸向伤员颈后背，右手托在伤员双膝下面，一起身便将伤员轻轻搬到手术台上。当时在场的红军出身的老师梅长庚、黄振清，看在眼里都表扬我机动灵活，工作积极，学习刻苦。在1948年3月南下安徽时，由梅、黄两位介绍我入了党。这两位老师，不仅在政治上关心帮助我成长，在医疗技术上也是悉心帮教，他们是边做示范边讲解，用提纲挈领的方法教我们，使我们易学好记。如在讲全身麻醉技术时，要求我们掌握三个要领：一听呼吸，二看瞳孔，三摸脉搏。不到十天，我们几个都掌握了麻醉技术。在以后无数次手术中，我们所做麻醉术，从未出现差错。不久以后，我们被调到滁县军分区卫生部医疗队开刀房独立工作。
1947年8月盐城战役中，我们驻在盘湾镇，离盐城30华里，开刀房就设在镇上。一天，战斗打响后，伤员陆续送来，在手术开始前，军分区卫生部郭光华部长先给8位医务员讲解扩创术和骨折的处理原则和方法并讲清手术方案。大家先听理论，后看实践，很快就能掌握。边听边学，边学边做，学中干，干中学。战争年代就是这样培养医科人才的。
此次战役非常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在盘湾镇四天三夜里，我们不分昼夜，连续开刀。在84个小时中，我们做了大小200多例手术。医务员做扩创术轮流上台，打麻醉的个个熬红了双眼，吃肉也不香，坐下就睡着了。第三天早晨太阳刚出来，我们正在紧张地手术，警报声响了，两架敌机从南面飞来，护士与敷料班长徐秀兰带领全班到室外抢收手术衣、消毒巾、纱布绷带等医用材料。这些东西不仅是当时的稀少物品，更因它是白色的，易被敌机发现目标。两架敌机快到盘湾上空了，郭部长说：“大家沉着些，不慌张，还有两分钟这台手术就完成了。”说话间，敌机已到我们的上空了，在前面转圈的已俯冲下来，用机枪打了几梭子。这时手术也结束了。郭部长脱了手术衣，洗了手，出门站在屋檐下，看着两架敌机转了几圈飞走了。我们这些新入伍的人亲眼看到老同志们临危不惧，镇静自若，面临着敌机轰炸还坚持做完手术。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严谨的作风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使我们深受教育和感动。每当我们老战友见面时，总要谈到当年领导们的工作作风，一致公认他们在传授技术上毫无保留，在危难时毫无畏惧，为我们的成长树立了生动的榜样。
我们28位同学，除两人离开革命队伍外，其余26人都成长为新中国医疗卫生战线上的医务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