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实业家陈炳勋，上海闵行区浦江镇人。淞沪抗战中，他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火药，制造雷管、引信，用自家工厂的钢材制造枪械，支援抗战，甚得国人赞许。而他举厂内迁、抗日救国的壮举更是值得一书，他将自己的事业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国家独立、复兴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八一三”淞沪战争，使陈炳勋艰苦创办的中兴铁工厂和许许多多民族企业遭受沉重打击。广大爱国企业家感于大敌当前，国家濒危，进一步激发了抗日救国的热情。为了不使自己的工厂落入日寇手中，而且能为抗日事业服务，陈炳勋和许多爱国企业家决心将工厂内迁。
陈炳勋冒着炮火动员组织全厂职工投入搬迁战斗。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敌机去了又爬起来再拆，拆完马上就抬走。白天不能拆，夜里摸黑拆。一次陈炳勋的手被划破了，鲜血直流，但他咬着牙，继续没命地干——一只螺丝也不能留给日本人！
机器拆卸了，但数百吨的物件怎么运走呢？从公路走，没有大吨位的卡车，而且江阴那边的道路已被封锁；从铁路走，火车拥挤不堪，而且开行无定时，车站和列车又是敌机轰炸的目标。唯一能走的是水路。于是陈炳勋和工人一起拉黄鱼车、踏三轮车、肩挑背荷，绕道进入租界，将拆卸的机器运到了苏州河边。然而，火轮已被官家和军队征用。正当陈炳勋一筹莫展时，内迁队长陆访梅租来了十几艘小划子。为了躲避敌机的空袭，陆访梅在小划子上盖了树枝、茅草之类的伪装，并在小划子四周挂了钢板，以防流弹和弹片，各小划子间保持半里左右的间距。然后，循着苏州河用人力划出。还没划出多远，苏州河交通被封锁了，只得改由黄浦江经松江等地沿运河向镇江划去。躲躲走走，走走躲躲。陆访梅的船队历经一个多月才抵达汉口。
货船刚刚靠岸，兵工署就发来了军需通知。战事紧急，刻不容缓。陈炳勋立即租用堆栈、破庙暂作厂房，带领全体职工架轮轴，装机器，烧炉子……整整十天，陈炳勋没有好好睡觉，上床常常不脱衣，躺一下就算了。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就这样，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中兴铁工厂就制造了数以千计的手榴弹、迫击炮弹、地雷、水雷及洋镐、铁铲等军需品，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1938年6月，武汉又告危急。鉴于自上海迁出时的混乱情形和迁移时的严重损失，少数企业家对前途产生悲观情绪，有的出卖机器设备不再办厂；有的中途回沪；有的任机器堆在江边，让风雨侵蚀。为了保持民族企业的尊严，为了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陈炳勋和许多爱国企业家同仇敌忾，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内迁。中兴铁工厂和另外十多家民族企业历尽千辛万苦，南迁到了长沙。
中兴铁工厂迁到长沙后，只生产了一批军需产品，长沙即告危殆。枪声四起，秩序混乱，人心惶惶，不少迁湘工厂不知所措。陈炳勋在绝境中奋起，不辞辛劳、不计一切，动员组织了一批劳务人员，帮助他人工厂拆卸机器；他四处奔波，沟通关系租来运输工具，帮助他人工厂抢运机器。当大家安全到达桂林时，他还蹲在长沙车站。等到他和陆访梅及中兴铁工厂员工一起到达桂林时，满脸焦黑，眼里布满了血丝，家人都认不出他了。
1939年，迁桂的88家工厂组成迁桂工厂联合会，大家一致推选陈炳勋为主席。从此，他不仅要和理事们一起为88家工厂选址、买地和生产操心，还要与国民党政府、军阀、土豪劣绅、官僚资本的欺诈、盘剥作斗争，维护同业的生存、发展。
为使各地迁桂企业家有个隐蔽的集合地点，他租了间半是山洞半是房屋的旧房子。前半间为五金店，后半间为企业家活动的场所。五金店后来成了桂林地区有名的“联络服务站”。要打听情况、了解战况来五金店；要借款、找担保、介绍工作来五金店……来来往往，每天少则十几人，多则二三十人。所有这些烦事、琐事、难事，陈炳勋都要过问落实，从不马虎敷衍，实在忙不过来，就请他的密友、中共地下党员、迁桂工厂联合会秘书陈明中来协助打理。
1944年春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桂林危在旦夕。中兴铁工厂和其它迁桂工厂不得不再次西迁——迁往陪都重庆。从桂林到重庆，关山重重，崎岖的山道只能行驶小吨位的卡车，迁移十分困难。爱国的民族企业家们在陈炳勋倡议下决定：大机器埋入地下，小机器装箱拆运。陈炳勋掏出全部积蓄租来了抢运车辆。屋漏偏逢连夜雨，搬迁队伍途中又遭遇国民党败兵。他们强行把车上的机器设备丢下后，把卡车开走了。陈炳勋和大家一起含着眼泪把被败兵丢下的机器设备掩埋入土，无法掩埋的统统推下深山峡谷，就像抛弃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悲怆。就这样，中兴铁工厂和许多民族企业在国难中破产了。陈炳勋“实业救国”的美梦被再次打断。
陈炳勋到重庆后，小家还没安顿好，就到朋友开的经纬纺织机械厂上班去了。日机轰炸工厂，他和工人一起，随炸随修随生产，从不后退。他常常戴着护目镜，对着熊熊的炉火，一站就是几个钟头，细细琢磨解决生产中的难题。抗战胜利了，陈炳勋以为从此可以专心一致地搞他的工厂，岂料，良好的愿望和残酷的现实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国民党对内迁民族企业不但不扶助鼓励，反而实行压榨、并吞、打击、排斥等恶劣手段，使内迁工厂企业不断破产倒闭。
正在这时，从密友陈明中和胡厥文那里传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陈炳勋跟随黄炎培、胡厥文等爱国民主人士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上街示威、请愿、呼吁，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扶助民族工业。为此，陈炳勋多次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和威胁，但动摇不了陈炳勋反独裁、争民主的决心。他毅然参加了在周恩来指示下成立的“中小工业联合会”，继续无所畏惧地为民主、强国奔走呼号。
1946年返沪后，“民建”组织活动遭到国民党禁止。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陈炳勋，义无反顾地和胡厥文等爱国人士一起积极参加民主党派组织的地下活动。1949年9月27日，陈炳勋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建立富强的新中国献计献策。
新中国的建立，使陈炳勋看到了希望，他又开办了中兴铁工厂，熊熊的炉火点燃了他胸中的“工业强国”的火把。他顺应形势，将中兴铁工厂改为国营工厂，主动地将自己融入工人队伍之中，并担任上海杨浦区政协第一届副主席。他经常到上钢一厂、上海焊接厂等工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人师傅一起研究炼钢的火候、探讨焊接的技艺，对多项技术进行了革新，并取得了实际的成果，为“工业强国”添了砖加了瓦。
1962年，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陈炳勋抱病参加丛刊中《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的编写工作，这本书的出版还了陈炳勋“工业强国”的一个心愿。
在“文革”中，陈炳勋处境艰难，备受折磨，最终辞世。1979年，他获得平反昭雪，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