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蒋军占领启东县城汇龙镇，天天下乡抓人、杀人，形势十分险恶。我作为县委的特派员在永阳地区坚持斗争，上级命令我改任海东区游击营长，并限两日内报到。我于11月22日赶到海东，接待我的区委书记竟是前几天见面的县委组织部长郁谦。他笑着说：“变来变去，把你变到和我在一起。不过你还得变：社会部不同意你改行，要你当社会科长，游击营不去了。”
所谓社会科，实际上还是情报工作的老本行。原来敌人还乡团头子顾龙天将于近日侵占海复镇，他扬言3个月内肃清海六区的全部共产党！
顾龙天原是南通师范学生，抗战时期有特嫌，反“清乡”时我们曾准备锄了他。顾逃亡到上海参加了国民党的中统组织，此番卷土重来气焰嚣张。
顾龙天中统出身，搞情报是内行的。我料定他一定会在海复镇周围发展谍报对象，第一个可能的人选就是朱曙晖。
朱曙晖是新民乡地主朱蕴璜的儿子，与我同岁同村又同学，与顾龙天也是同学。
朱曙晖年轻英俊，风流倜傥，能歌善舞，取的别名也与众不同——雷达。
我参加革命后，朱曙晖还在当教师，他常约我给学生讲新四军的传奇故事。有一次我在海复镇桥头碰见朱曙晖，得悉他终身大事尚未解决，就说：“海复镇永泰兴有个叫沈景行的姑娘能歌善舞，很漂亮，与你很般配的。”
后来，他与沈景行一见钟情，我这个老同学不经意间当了他们的月老。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一般的同学更深一层。我知道他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思想上是倾向革命的，说不定能成为我秘密工作的好帮手。
安排“雷达”进敌营
我回到海东，开门见山对朱曙晖说：“顾龙天是敌区长，他要你干事，你怎么办?”
他说：“跟你去打游击，我还会打机枪呢。”
我说：“你跟我干，顾龙天会烧你房子。怎么办?”
他说：“烧房子也干!”
我说：“你干也不好，不干也不好，是个难题。我今天就是来和你商量一个好的办法。”
他爽快地说：“跟你打游击。”
我说：“你有这种斗志是好的，但身体不能适应。敌人来了，你不要主动去，待他们找上门来时，可半推半就的答应下来，至于下文怎么办，我们再研究。这比跟我们打游击作用更大。”
他理解了我的意图，但还有一点疑虑：“万一干部对我误解怎么办？”
“这不成问题，完全由我负责。”这样，我们达成了不成文的协议。
1947年2月14日，敌人获悉我的住址，顾龙天兵分四路从海复镇据点扑来。我和游击队向东南方向突围，在敌人合围前突出重围。就在这一天，顾龙天带领还乡团，来到朱家宅，以老同学的身份客气地对朱说：“请你出山，是看在老同学的情份上，免得你家人和财产受到损失。”
朱很“胆怯”地说：“恐怕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顾龙天安慰他：“老弟请放心，你在我这里干，没人敢动你一根毫毛!”
朱一面借故推托，一面委托海复镇菜场秤司陆凤藻送出便条给我：“仁兄：我正在这里，谅已知道，你叫我怎么办？若要我出去，我就拼死而出；如有任务，请吩咐。”
虽未署名，我心中有数。我阅后写了“按原计划办”的复条，交陆送去。朱曙晖被顾龙天任命为随从副官。顾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我们共产党安下的“钉子”、名副其实的“雷达”。
“雷达”不断发出信号
顾龙天占领海复镇期间，杀人如麻，先后杀死300多人，有活埋的，有砍头的，惨不忍睹。海复镇阿弥陀佛桥上，经常悬挂血淋淋的人头“示众”。这个杀人魔王也怕被杀，防备极严。朱曙晖是他的随行副官，他认为朱是大地主儿子，不可能跟共产党走，对其十分信任。
朱在敌人“心脏”里送来的第一个情报，就是敌人要出动500多人包围新民乡，要全歼我游击队。我们接到情报后，立即转移。那次大包围敌人抓了数百群众。顾龙天要朱曙晖寻找龚云池、黄永祥等干部。朱见到妇女主任倪素萍还有民兵干部等，均摇摇头，结果无一受害。
隔些时候，为了进一步麻痹顾龙天，也为传递情报的方便，我要朱妻沈景行以夫妻团聚为名进海复镇据点，住在永泰兴店内。永泰兴店员邬可铭也是我的特情人员（其兄邬可超是敌乡长助理）。邬可铭夫妇与朱曙晖夫妇都是海复镇上顾龙天身边的“耳目”。
朱曙晖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有关敌方军政动态，人员情况，武器装备等，我们都一一掌握。其中有一个情报，就是摸清了顾龙天到海复镇后，要用军政两手，夺取我新民乡、家禄乡这块根据地，进而把他七堤老家的地盘也占领，把“共军”逼到东海边。后来，敌人侵占东兴镇，对我们的活动范围是很大的威胁。我们被迫撤到家禄乡。后经海东区委研究决定，为了有利于对敌斗争的开展，把复南乡、海复镇及以东的新民、家禄乡组成“新家”联合体，相当于4个乡的联合政体，以便统一指挥，增加回旋余地，争取斗争的主动权。
1947年5月6日，敌人要进行大包剿。朱曙晖在事前10天左右就提供了敌人行动的一系列重要情报，为我方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针对敌人重兵包围态势，新家游击队与江海公司的渔民队联合成立指挥部，由我任总指挥，陆春荣、高队长为副指挥。在敌人必经之地放出暗哨监视，以便早发现敌情。突围路线选定为海复、东兴之间向西与敌反方向行动。这次突围受挫，其原因不是情报问题，而是应急方案没有完全实施。渔民队从如东过来不熟悉地形，撤退时陷入背水一战的“畚箕兜”绝境，高队长打完机枪子弹后拔短枪自尽，大部分队员壮烈牺牲。当时，我与黄永祥在越新镇西边的大柏树坟地参加区委会，忽然听到东北方向枪声密集，知道敌人的大包剿开始了。当晚，我带一挺机枪和10多个同志，步行20多里到了家禄乡南首。我在陆家宅角南北的泯沟沿发现了17位阵亡的战士。他们原是孙仲明海防团的，以江海公司掩护来长江口开辟军火通道，一些同志牺牲时身上还藏有没被敌人搜去的金条。今年清明节我故地重游，在滨海村的安息堂南侧，见到一座烈士纪念碑，那里埋葬的正是那次悲壮突围英勇牺牲的战友们。
“我要枪毙小舅子!”
1947年8月，我们又派朱的小舅子沈汉洲担任交通员，联络点是南阳村汪本照相馆。那时海复据点已被我逼退，朱曙晖也随敌到了南阳村。
这时，医生王仲辉被敌人以烧房威胁，要他到据点里干事。他们夫妇含泪而来，向我表示宁烧房子也不去据点的态度。我诚恳地对他们说：“要顺着敌人进据点，以行医为名，掩护朱曙晖。”
王仲辉大吃一惊：“朱曙晖?”
我说：“我知道你们关系不错，你进了据点要对曙晖多多配合。”
王仲辉这才知道朱曙晖扮的是什么角色。由于朱王两家原来十分亲密，王医生放弃顾虑进了敌人据点。我们给顾龙天又安了一个“钉子”。
沈汉洲的行动被人告密。敌区大队长邵铮声称：朱的小舅子常来南阳村，朱是共产党派进来的。拟先抓沈汉洲，获得证据后再对朱下手。
有一次，顾龙天装作不经意地问沈景行：“你弟弟来找过你吗?”
沈景行答：“曙晖为此对我大发脾气，说我弟弟与他唱对台戏，再见到沈汉洲要不客气动手。我弟弟哪里敢来据点找我。”
朱曙晖发觉敌人的阴谋，他找到邵铮说：“我要枪毙小舅子。你们知道他通匪不告诉我，太不相信我了。我母亲已被共匪复查害死（这是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搞的过火斗争所致），我和共产党势不两立!”
这出戏演得逼真，敌人找不出破绽，“雷达”照常运转。朱曙晖暗中派妻子立即去汪本照相馆告知沈汉洲，严加防范。沈迅速撤离隐蔽，敌人搜捕扑空。朱要杀小舅子的风声已传开，沈汉洲避不露面，使敌人束手无策。
“生为赤色人 死为赤色鬼”我工作调动后，朱曙晖的关系转给了东南联络部盛守仁和钱若愚，联络员由施永和担任。
朱曙晖向组织秘密递了入党申请书，表明心迹：“生为赤色人，死为赤色鬼。”后来，由盛守仁介绍，朱曙晖成了一名忠诚的特别党员。
南阳村解放后，朱曙晖撤到了汇龙镇，他又抓住机会发展我方情报人员。汇龙镇镇长柳一鸣就是其中的一个。柳原是国民党的青年军成员，经人引荐，当了敌启东县长李锡勋的警卫排长。他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行为，一次捉赌得罪了敌乡长和收税人员，因而遭到缴枪关禁闭的惩处。由李锡勋说了情，才被柳释放并安排到镇公所。那时，朱曙晖正在兴邦中学当教员作掩护，妻子沈景行在汇龙镇小学以教员作掩护做地下工作。柳去汇小找关系准备外出当教师，朱得知此事，了解柳的思想后，疏导他，劝他留下，后又发展他为单线联系的情报人员，在敌人营垒里又多了一只眼睛。（解放后，柳一鸣改名为柳涤尘，在肃反运动中被错捕判刑，1982年平反落实了政策，现为离休干部。）
胜利会面 竟成永诀
1949年12月下旬，我东南警卫团7个连队加团直机关近千人兵分两路：以石流为首带一个连向启东汇龙镇挺进；由参谋长冯飞、副参谋长沈季芳率领其余部队向海门进军。
我随军西进。九连至坝头镇击溃敌军，大部队乘胜追击，直逼海门北城门。
深夜，趁着濛濛细雨，城内敌人向三厂青龙港方向逃窜。九连迅即冲进城去，海门解放了。
早晨，海门街头贴满庆祝海门解放的标语，场头扭起了秧歌、打起了腰鼓。为了迅速与我地下党取得联系，肃清残敌，我带了执法队上街公开亮相，以便寻找隐蔽战线的同志出来配合工作。果然，埋伏在邮局的季昌林，专门负责县政府情报的张家琪侄子，还有一些为我所用的伪乡长、伪保长，见到我这个当年的情报站长，都主动来团部反映情况。有趣而巧合的是，在带队巡逻时，我发现队伍前面有两个穿旗袍的女青年似曾相识，她们老是在我前头晃来晃去，但又不和我答腔。我定睛一看，正是我最想找到的“雷达”的爱人沈景行和另一个女同志汪玉禄。
我恍然大悟，她俩在引路。我叫部下归营，我随她俩走。到了安徽会馆门口，沈景英高兴地喊：“曙晖，你看谁来了？”
朱曙晖闻声出门，一见是我，喜出望外，像个孩子似的激动地迎上来抱住我，泪水打湿了我的肩头。
解放后，朱曙晖到淞江公安局报到，在赵一德领导下出色地工作着。1951年他因突发心脏病住院，不幸去世。他临终前突然向妻子问起还能否同龚云池见面?多揪心的话!正当可以大展宏图的年华，他却过早地离开人世!
数年后，我才找到沈景行，她叙述丈夫临终前对我的深切思念，她盼望我写写曙晖的“虎穴”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