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晚年始终同《大江南北》联系在一起

　　《大江南北》从创刊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5年的历程，作为新四军的一名女战士，我的晚年可以说始终是同《大江南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85年6月，北京的新四军老战士收到上海新四军研究会即将创办《大江南北》杂志的来信，立即召集有关同志开会，表示积极支持。从那时起，我们就发动老同志为《大江南北》写稿。1986年，北京部分作者和读者接连召开座谈会，一致希望杂志社坚持“对革命历史的宣传，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1987、1988年，社会上错误思潮迭起，关爱《大江南北》的老同志又多次举行座谈会，提请杂志社要坚持正确的办刊方针，千万不能受某些黄色、淫秽书刊的影响。
　　1989年4月10日，《大江南北》北京联络站成立，大家推举国家计委的骆风同志当主任，海军的鲁冰同志和我当副主任。从此，我与《大江南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此之前的1987年5月5日，我的老伴——69岁的汪志华（原国防科工委后勤部副政委）突然病故，真是晴天霹雳，好似天塌下来了。那年，我才62岁，悲痛欲绝，精神全垮了，大病一场，三个月没有下楼。不少老领导、老战友来看望我、安慰我。在同志们的关爱下，我挺过来了，决心做一位坚强的女性。1989年3月，《大江南北》的郭云、周斯明等同志来京洽商组建北京联络站。我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摆脱出来，和骆风、鲁冰等同志投入了筹建北京联络站的工作。当时我想，作为一名新四军老战士，有责任也有义务将新四军的历史告诉下一代，使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我虽然离休了，但自己是共产党员，只要一息尚存，就应当承担共产党员的义务，就要为党和人民做事，要为《大江南北》的宣传和发行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大江南北》北京联络站成立时仅有7人，后来逐步发展到20多人。骆风是抗战时期的老报人，他主抓组稿，负责稿件的初审修改，并向杂志社推荐。我相对年轻一些，主动提出多做具体工作，自高奋勇地抓宣传和发行。
　　北京有新四军老战士2000多名，但北京的一般干部群众甚至相当一级领导对“新四军”知之甚少，可见《大江南北》宣传发行难度有多大。我们采取了几种方式，一是将《大江南北》简介打印成书面材料，到军队各干休所广为宣传；二是将《大江南北》征订启事，上门入户分发；三是诚请有关邮局和书店帮助发行、推销。那几年，我自费订了6份《大江南北》，分送给北大、北师大、人民大学的有关教授，请他们考虑参与新四军历史的研究活动。我抓住一切社会活动和交谊场合宣传《大江南北》，征订、推销杂志，并约请10多名老同志向杂志投稿，我全身心地投入了为《大江南北》杂志的操劳之中。我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却受到杂志社多次表彰，2000年被评为优秀联络员兼优秀发行员。
　　为扩大《大江南北》的影响，我们先后在新华社有关刊物和《法制日报》上做广告。1989年10月21日，又诚请央视先后5次播放评价《大江南北》的消息，称赞《大江南北》是“老同志的知音，年轻人的良师益友”，反响热烈。
　　一次，《大江南北》的领导和北京联络站的同志去拜访粟裕将军夫人楚青，她说最近到南方去，南方同志说北京有2000多新四军老战士，却没有新四军研究会，太可惜了！我们说没有人牵头出来组织，楚青说就以你们北京联络站的名义搞起来。楚青同志的一番话，使我们茅塞顿开。
　　1995年5月30日，北京联络站邀请《大江南北》老读者和新四军老战士300多人，在贸促会礼堂集会，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暨祝贺《大江南北》创刊10周年，与会老同志一致称赞《大江南北》办得好，对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发挥了积极作用。首都老战士艺术团演出了精彩节目，座谈会气氛热烈。许多老同志建议今后多召开这样的会议，并纷纷要求成立北京新四军研究会。
　　以此为契机，鲁冰、骆风和我，还有章立人、晓阳、吴道英、施强等同志，就紧锣密鼓地张罗筹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在筹建过程中，遇到经费、办公地点、挂靠单位等多重困难。经大家多方努力，几个难题逐个破解，一是联系挂靠在北师大历史系。二是推荐会长人选，提了几个候选人都不理想，最后德高望重的原中顾委委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三是开办经费先由张司令员出面向有关单位“化缘”。
　　1997年10月8日，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成立大会盛况空前，在京的新四军老战士踊跃参加，许多年事已高的坐着轮椅来了，腿有残疾的拄着拐杖也来了，原政治学院礼堂座无虚席。张铚秀当选首届会长，鲁冰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军部、七个师、浙东9个分会会长基本上是开国老将军，各分会的秘书长大多是北京联络站的联络员。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成立，反过来又促进了北京联络站的工作。由研究会牵头抓《大江南北》的宣传发行，更加顺理成章，联络员一下增加到40多人。凡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集会，联络站就大张旗鼓地做宣传和发行工作，北京地区的征订数很快攀升到几百份。同时，大大激发了老同志的投稿积极性。
　　我要特别提出，骆风同志对北京联络站有特殊贡献。骆风身为联络站主任，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始终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呕心沥血。据我所知，截止2005年骆风同志逝世前，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经他亲自审改推荐的稿件达464篇，经他起草给《大江南北》的信函230多封。骆风同志仙逝后，其夫人陈玉珍整理他的遗物，其中骆风代表北京联络站与《大江南北》编辑部的信函底稿、联络站工作简报、《大江南北之友》、历次联络员会议纪要等都完好保存，共15个大信袋，足有1尺之高。由他夫人经办的自费寄往《大江南北》的邮件挂号单据405张。在此期间，骆风自费订阅《大江南北》15份（后来减为5份），分发给国家计委老干部支部的同志。这些点点滴滴，彰显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新四军老战士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