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夫在山海工学团和战地服务团的战斗历程

在张劲夫同志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宝山人民和上海人民自然会想起上个世纪30年代，张劲夫同志追随陶行知先生，从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到宝山“山海工学团”，先任教师,后当团长；第二次淞沪战争爆发后，他作为东线“战地服务团”团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以及在上海报刊上，以笔杆子为战斗武器，连续发表《战地所见的严重问题》、《到战地去》、《战地教育》、《论战时青年的自我教育》等一系列重要文章的战斗经历。

从张劲夫革命战斗的历程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他与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着非同一般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阶段：其一是上个世纪30年代，张劲夫从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一路追随陶行知，到宝山大场创办“山海工学团”，从教师、陶行知助手到团长；其二是张劲夫退居二线以后，大力倡导学习陶行知、研究陶行知，与刘季平、戴伯韬等，推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的建立，任名誉会长，并赴各地推动研究工作，起了巨大的动员、组织作用。如今在上海宝山大场镇南部的行知公园内，1986年初建、2002年扩建改版的陶行知纪念馆，生动地向人们展示着那段真实的历史。

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中国便进入了局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时期。陶行知先生在上海《申报》“自由谈”专栏上发表了题为《古庙敲钟录》的教育小说，提出团结抗日，要在全国试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生活教育主张。这年10月1日，这所半工半读、提倡抗日救国的新型学校——“山海工学团”，在当时《申报》董事长史量才等人的赞助下，于宝山大场孟家木桥开学了。随后又在沪西北新泾开办了“晨更工学团”，在朱家角也开办了工学团。从1930年16岁时便在南京晓庄师范学校跟随陶行知的张劲夫，与马侣贤、王动若、徐明清、严竟成、朱泽甫等同学，也随陶行知先生一起来到了宝山大场、沪西和青浦朱家角，担负起了教师、组织者和团长的工作。

至于为什么要冠以“山海”两个字？有一种说法，是从“宝山”与“上海”两个词各取后一个字：“山”与“海”，表示“宝山”与“上海”（注：当时宝山县归江苏省管辖）的紧密联系；还有一种说法是寓意“山呼海啸”的意思。

据原山海工学团团员张健、周瑞锦、杨应彬等人回忆，当时在山海工学团活动的组织较多，国民党几次派人进来，都被陶行知先生顶了回去，开始可以说还相对比较安全。在山海工学团活动的组织中，有两个组织的力量比较大，一是“教联”；二是“中国青年反帝大联盟”（简称“中青”）。张劲夫同志是“教联”的主要成员。1935年8月，张劲夫同志被陶行知先生指派为山海工学团团长。

山海工学团周围有许多市区工厂的女工和童工，为了引导他们去思考生活痛苦的原因，工学团用这样的自编课文来进行教育：

“问阿姐，问阿哥，

为啥道理我伲工人生活苦？

隔壁格伯伯话，

为仔我伲工人生来就命苦。

我越想，越糊涂，

同是爷娘生，

为啥洋行大班生来就不苦？

阿姐，阿哥，

请侬告诉我。”

国民党政府对于山海工学团这样一个实际上是抗日救亡组织越来越忌恨了。陶行知先生远赴海外，大力宣传抗日救亡，使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张劲夫作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到华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36年冬，国民党宝山县党部对山海工学团进行了一次突击搜查，把杨应彬等两人带到大场警察局。因为现场没有搜到任何“证据”，两个人被反复盘问了几个小时后才被释放。

其实1935年冬，张劲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仅是陶行知先生的得意门生，更是陶行知先生的得力助手，逐步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时，张劲夫在《妇女生活》杂志上发表了《儿童与民族解放运动》一文，虽然只有不长的三千字，但从中可以看出阐述了儿童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表达了张劲夫同志对儿童的殷切期望。

张劲夫在文章的开头便说：“年年都有个儿童节，但今年的儿童节特别值得我们纪念。这特别值得纪念的原因，倒并不是因为今年是什么‘儿童年’，而是因为今年是ΧΧ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进攻，使得中华民族在这数年血的教训中认清只有坚决发动英勇的民族革命战争才是生路，而儿童是要英勇参加这一民族解放死活斗争的。”

接着张劲夫指出：“说到儿童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时，我们连带就要纠正传统对于儿童的错误见解。这种错误见解，是认为‘儿童是没有力量的’，‘幼小无知’，‘小孩子能干什么呢？’这是我们常听见的一般认识。在这一认识下面，儿童是被决定不能过问社会工作的，尤其是不能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这是极端忽视事实的见解。”

最后张劲夫指出：“儿童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特殊地位，便是他们是推动妇女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有力军队。我们希望全中国的儿童认清这一特殊地位，个个变成推行国难教育的小先生，向广大的大众，尤其是妇女宣传民族的危机和民族解放的路线，以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取得整个民族大众的出路，这是我们在今年儿童节送给小朋友们唯一的贺礼。”

由此可见，张劲夫对儿童特殊地位的认识，以及对儿童的殷切期望，与清朝末年梁启超所作的散文《少年中国说》，具有同样的积极意义。

1937年爆发的“八一三”淞沪中日第二次战争，既是1932年“一·二八”淞沪中日第一次战争的延续，又标志着中日战争的全面展开。

此时的张劲夫，不仅是东线“战地服务团”的直接参加者，更是实际组织者和卓有成效的领导者。张劲夫带领的服务团所到过的地方，所住过的村庄，每次要走时，附近的农民都很难受，要跟他们一道走。张劲夫说；“在我们离开的那天，村上不管男女，不拘老少，环绕着我们服务团，哭得像什么似的，我们能说他们生就的不爱国救国吗？”

对张劲夫在全面抗战初期的抗战活动，稍加梳理便可看到，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果敢出击。而每一方面的出击都是振聋发聩的。

张劲夫第一方面的果敢出击，是针对所谓的“难民问题”。

可以这样讲，“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张劲夫就把注意力放到“难民问题”上来了，并且开始不断收集战况与难民实况，酝酿和撰写《救济难民》的小册子。在一个月刚过时，张劲夫就单独出版了这本《救济难民》的战时特刊。

这本《救济难民》战时特刊总共有五个部分，即：一、难民问题的形成；二、救济难民的根本方针；三、救济难民的具体建议；四、难民工作实践的检讨；五、难民问题的根本解决。

对于“难民问题的形成”，张劲夫开门见山地指出：“在敌人凶残的炮火下，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失去了家室，失去了店铺工厂，失去了庐舍田庄。于是他们便被迫着扶老携幼地流离失所，啼饥号寒，整天栖伏于四乡，乞食于街头。他们中间，有着许多熟练的技术工人，热情的爱国青年，强壮的生产农民，他们要求着工作，渴望着参加抗战。他们中间，还有许多被猛烈的炮火制伏在战区，未能逃出，于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婆被敌人活活用火烤死，年轻的娘儿们被禽兽一般的敌人奸死，中年壮丁，被敌人赤裸裸地缚在铁丝网上当作肉屏障，或是被迫着替敌人做作战工事，然后捆起来抛到江里去喂鱼吃。他们中间有一部分，在生活无办法、工作无出路的情形下面，也就不会顾到什么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利益，抗战的前途，而会铤而走险地扰乱后方治安，甚或替敌人当奸细。这些，便是当前抗战工作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难民问题’！”

同时张劲夫明确指出：“要解决难民问题，决不能只以消极的救济为限，而要积极地‘教’和‘用’才行。”在提出了3条“救济难民的根本方针”和5项18条“救济难民的具体建议”后，张劲夫非常坚定地指出：“我再肯定说一句：积极地教育难民，运用难民，才是解决难民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

这里有必要披露的是，在这本《救济难民》战时特刊将要出版发行时，1937年9月8日《申报》上刊载了9月7日行政院通过的“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要点”，共25条。两者相比较，除具有异曲同工作用外，对那份“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要点”，张劲夫指出：“虽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要求，大体上和笔者所提的意见，极为接近。只是组织方面须有民众救亡团体代表参加，工作方面须更具体广泛一点。”特别是“民众救亡代表”寥寥6个字，道出了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的本质区别。这在当时是无法具体加以阐述的，但又是被历史所证实的：全民抗战，才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之本。

张劲夫第二个方面的果敢出击，是针对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简称上海文救）的训练工作与战时教育的教师进行的。

在《战时教育》1937年创刊号（第一期）上，张劲夫发表了《上海文救的训练工作》，明确提出：“我们固然主张组织与训练不可分，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训练工作必得要在整个工作机构中，把握特殊性的一面，有所分工，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就是说：我们只能和负组织责任的部门分工合作，决不能和组织工作重复，甚而代替了它。否则不仅组织工作干不好，训练工作的本身，也将受着不大不小的限制。因此我们在工作开始的时候，就着重肯定：训练工作，一定要和组织工作相辅而不相远，相成而不相悖。”他还提出了3个方面、32条的训练大纲。

在《抗战半月刊》1937年第一卷第3期上，张劲夫发表了《战时教育的教师》一文，张劲夫明确提出：“战时教育的中心准则，则是‘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或‘集体主义的实践教育’。我们认为战时教育的教师，已随着战时教育内容方式的根本改变，而变其性质了。他虽然还是存在的，但已失去了超然的地位，绝对的意义。他已不是像过去那种如‘教死书’‘死教书’为生的教书匠，而是集体实践抗战工作上面的工作指导员，或文化技术辅导员。他教育人，同时也接受人的教育；他影响人，同时也接受人的影响。在集体主义里面，他不是一个超然的空头先生，而只是执行集体工作集体生活最积极主动的一员。我们必须肯定：所谓教育的作用，不是死知识的传授，而是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生活与生活摩擦下面发挥的所谓教育的效能，不是死知识的记分，而是在具体工作的实践与开展上面来考察的。”

最后，张劲夫直截了当地说：“推行战时教育有一个核心要求，便是要‘速’而‘有效’。”

张劲夫第三方面的果敢出击，是根据战地的严重问题，发出了“到战地去”的呐喊与呼救。

在《全民周刊》1937年第一卷第3期上，张劲夫发表了《战地所见的严重问题》一文。也是张劲夫参加东线战地服务两个多月后发回的报告书。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张劲夫“痛切感觉到许多战地问题的严重”。

张劲夫指出：“农民爱乡土心理的浓厚，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不到没有办法时，他们决不愿轻易离开那全家生息所依的家乡的。据我两月来和接触的经验，我深觉得他们是太可爱了，他们是人类最善良忠实而又最能吃苦耐劳的好百姓，只要你能顾到他们的生活要求，把他一家的出路和抗敌救国的工作配合起来，经过深入的说服教育，只要你能讲信用，说到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毫不用欺骗鱼肉胁迫手段，他是一百分忠实勇敢地去做工作，而且相信你比什么人都超过。”

张劲夫指出：“只有从全盘的从根本的彻底改革，才能真正解决了问题，才能真正挽救当前的危局，得到最后的胜利。”

1938年，张劲夫便在《全民周刊》第一卷第6期上，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发出了《到战地去》的呼救、呐喊和号召！

张劲夫第四方面的果敢出击，是针对当时的青年问题、青年的学习问题和战时青年的自我教育展开的。

正如张劲夫所告诉我们的那样：“青年朋友们，这确是个空前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逼着我们每个青年要继续不断地进步。要继续不断地学习。好吧！努力地学习，勇敢地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投身到集体的实际生活中去永远地学习去追求真理掌握真理的武器，拥护真理为真理服务到底……”

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张劲夫从追随陶行知先生开始，从宝山山海工学团团长到东线战地服务团团长，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上海沦陷后，张劲夫率战地服务团转入市郊打游击，不久调入中共江苏省委军委机关工作。之后调安徽工作，1939年5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2师政治部副主任、中共淮南区委宣传部长，率部坚持淮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他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以中华民族解放为己任的博大胸襟；那些可歌可泣的战斗经历和饱含先进思想的战斗檄文，更是为今天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