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新华社高级记者屠培林
2013年6月23日，我正在家里编撰新著《心血的结晶》第三册。忽然接到电话，说我的老战友、新华社著名记者、87岁的屠培林同志凌晨逝世，噩耗传来我心里很是难过。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培林老记音容笑貌，60年深情之交的老友轶事历历在目。
屠培林1926年出生于上海,1946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藏伏”申报，从事学生运动报道，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国民党特务组织要逮捕文汇报记者崔景泰，屠培林得知信息后，假冒崔景泰，搬入崔宿舍，照顾其老母，将崔派至杭州免捕。屠培林解放前就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斗士。
三次合作采访
1951年，我和王树人、屠培林等记者都在解放日报工作。
1954年，我调入解放日报采访部，任政法、部队口记者，屠培林已先我调入采访部，任采访部机动记者，碰巧与我同坐双人写字台，面对面撰稿、改稿、组稿。
一天，采访部主任乐静手持两张“上海各界迎春联欢会请柬”要我们去采访。如此大规模活动的综合性大通讯我没有写过，参加会议的包括上海市党、政、军和工、青、妇等群众团体，文艺团体，社会各界代表。为了搞好这次采访报道，部里事先作了研究。乐静说：“对俞振飞、石挥、关宏达不能忽视。” 屠培林说：“不要紧，文艺界的丁是娥、言慧珠、徐玉兰等，早前我就看过她们演的戏，有的我还写过专访。我来牵头，将上海各界代表名单在现场核对好。锦堂你对军队熟悉，将部队三军的通讯员一起发动起来干，请主任放心。”经过培林周密策划，全文分四大部分，成功报道了盛况空前的上海军民联欢会。当天下午四时盛会结束，晚上七时交稿。培林老记采写大特写带教、培养了新兵。此后，我与培林又有过两次合作采访、撰稿。
毛主席写批语
1958年底，屠培林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新华社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工作，第一站是派往印度新德里。
上世纪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机，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中段的部分中国领土。之后，印军在中印边境不断滋事。考虑到两国间的友谊，中国一直持克制态度。1959年3月，中国平定西藏叛乱取得成功，彻底粉碎了印度将西藏变为“缓冲国”的企图，于是加紧在边境制造事端，同时，还配合当时一些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对我国的污蔑，掀起了反华浪潮。就在此时，1959年12月11日在印度新德里开幕的世界农业博览会上中国馆取得了巨大成功；1960年2月9日开幕的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中国馆也深受欢迎，轰动了整个达卡城。3月14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给外交部、外贸部并贸促会写报告称：“到今天观众已达50万人，不仅轰动了整个达卡城，东巴其他城市及达卡周围的农村也形成了参观中国馆的热潮。”2月29日，新德里世界农业博览会中国馆胜利闭幕，屠培林撰写了题为《盛会难忘，友谊永存——记新德里世界农业博览会中国馆胜利闭幕》的通讯，其中写道：“ 81天来，这里经常是人似潮涌。尽管印度某些反动分子在中国馆开幕前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抵制和破坏活动，可是有着两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印友谊绝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加以破坏的。81天里，有三百多万印度各阶层人民到中国馆参观这一铁的事实，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何等深厚！”
在各地视察途中的毛主席看到了这两份材料，十分高兴，于1960年3月22日写下了长篇批语，题为《关于反华问题》。批语中提到：在新德里展览的各国农业馆，在所谓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350万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要有分析。3月25日，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作为中共中央指示，连同中国驻巴大使馆的报告和屠培林的通讯这两个附件一起发到各省市自治区直至公社一级党委。
难忘非洲兄弟
1961年屠培林被新华社派驻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担任常驻记者，后来又移驻坦桑尼亚。一次，桑给巴尔海岛出事，我大使馆便派屠培林去了解情况，老屠身上佩戴一枚毛泽东主席像章，金光闪闪，引起岛民关注，游行的非洲人将屠所住宾馆团团包围。老屠看参加游行者无恶意，游行队伍不成形，有的拿把菜刀，有的拿把蒲扇，有的携带水果，有的跳着友好舞，来去匆匆，老屠坐在宾馆尽情观赏。当了解到这个海岛少数人想独立时，大使馆与老屠深入做工作，规劝他们不要搞分裂。事后，坦桑尼亚有关领导到北京参观时，总要回访老屠，不忘老屠是他们国家团结友好的牵线人。
老屠在非洲出名，还由于他热心参加体力劳动。按规定，新华分社与大使馆人员定期参加体力劳动。届时，大使馆、分社关闭大门，工作服一脱，拿起扁担便把粪桶挑。老屠因在上海宝山县松北乡劳动时学会蔬菜种植，在非洲也种起菜来，成行成畦，像模像样，很是漂亮，非洲雇员很惊讶。黄色的沙土中出现了一片绿菜，郁郁葱葱。
遇上节庆活动，他们又献出自己的特色，请非洲人吃饭，自己动手，到菜园里收割菠菜、韭菜、青菜、辣椒等。做包子，擀面条，蒸饽饽，非洲人非常惊奇，出席的人越来越多。老屠呢？围巾一扎，盘子一端，酒菜送上来，客人欢欣鼓舞，吃了还要带走，非洲朋友说：“中国人实在，本分！”
工作在联合国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提出中国政府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六项主张，赢得了众多与会代表的赞誉和热烈响应。此时，屠培林作为新华社派驻联合国首席记者，除了出色完成日常报道任务外，在小平同志率团抵纽约时，屠培林前往机场欢迎，并作新闻报道。更值得高兴的是，有同行在场抢拍了小平同志与屠培林握手照片。他除了为新华社正常发稿外，还为上海媒体发来专稿。他为《新民晚报》发来了整版的《联合国见闻》以及他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巴勒斯坦阿拉法特主席等领导人的专访，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1980年，培林任职年龄已满，他主动辞去新华社驻联合国首席记者的工作，而新华社社长曾涛马上安排他去王揖同志处，协作恢复全国记协工作，就任国际联络部主任。从此，他倾尽全力将中国记协国际联络部工作搞活，引进了各国记者交流机制，宣传我国的成就和改革开放路线。据1983年到1991年底中国记协的统计，在此期间全国和地方记协一共接待了来自90多个国家共1400多名记者来华访问，同时我们也先后组织190个新闻团组共600多人出访80多个国家。通过这种交往，宣传了自己，了解了对方，增进了友谊，在国际上树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良好形象。
培林同志为人谦虚，密切联系群众，一生不忘栽培他成长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离休后仍然执着于党的新闻事业，继续担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驻京记者代表。培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全身心为党、为祖国的新闻事业作贡献的一生。他生命不止，笔耕不停，从不间歇。
春去花不落，世界尽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