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是革命文艺的指南针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经过去70年了。我作为新四军一名老战士，心情仍不能平静。那峥嵘岁月的情景像电影一样，一一在我脑际闪过，引起我很多美好的回忆。这里，我想谈两件永难忘怀的往事。

著名作曲家瞿维同志是歌剧《白毛女》的曲作者之一，也是上海唯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人，不幸，多年前他已经去世。他是我的良师益友。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曾经有过一次长谈，他激动地介绍了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毛主席讲话的情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42年5月2日下午，瞿维和鲁艺的战友们，来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毛主席、朱德、徐特立、任弼时等同志都来了。毛主席满面笑容，穿着一件褪色的灰蓝色旧棉衣，袖口上还打着补丁。毛主席热情地和大家一一握手。中央领导同志对待文艺工作者亲密无间的态度，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会议共进行了3次，很多同志在会上直率地发表了意见，虽然暴露了不少“糊涂思想”，但也说明当时有着充分的民主气氛，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想法。

5月23日是最后一次会议，下午是讨论。后来，借着落日的余辉，在山坡上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极其珍贵的一张合影。毛主席的“结论”是在晚饭后才开始的，天色已经黑下来了，在山坡上架起了一盏煤油汽灯，这在当时的延安算是“最高级”的照明工具了。人们借着灯光记笔记。毛主席手拿讲稿，从容不迫地讲着，那些看来迷惘的、纷杂的问题，经过他的分析都“豁然开朗”了。他把大家争论的问题归结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法的问题，以及诸多重要问题。毛主席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文艺工作者必须和群众相结合，必须在文艺界展开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5月30日，毛主席来到鲁艺，向大家讲了话。他把丰富的人民生活比之为“大鲁艺”，而学校不过是一个“小鲁艺”，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投身于生活的大海洋，去经受风雨的锻炼与考验，去和工农兵结合，去改造自己并创作出人民群众欢迎的好作品。晚上，他还参加了晚会，和大家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夜晚。接着，鲁艺的同志们深入地学习了《讲话》，展开了整风运动，检查了严重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错误思想。紧接着，在1943年春节，开展了大规模的秧歌运动，出现了《拥军花鼓》、《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南泥湾》和歌剧《白毛女》、《刘顺清》等反映边区人民新生活，并且具有鲜明民族形式和浓郁地方风格的作品，立即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受到热烈欢迎。回想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经过，以及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深深感到《讲话》是革命文艺的指南针。

那时，当我听到瞿维同志对其亲身经历的回顾，使我受到极大的震撼、深刻的教育。同时，也引起了我自己难忘的回忆。

1940年5月，10岁的我随父亲参加了新四军，被2师抗敌剧团吸收为小团员。我在战争环境中经受着艰苦生活的锻炼，在红旗下成长。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我们在敌后的文艺工作者听到这消息深受鼓舞。但因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直到1944年春，我们7师文工团才开始文艺整风，学习《讲话》。毛主席说，我们有两支部队，一支是拿枪的武装部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大意）。而我们就是文化军队的革命战士，深感自豪。我们在学习《讲话》时，感到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到很多重要问题，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最根本的有两条，具有终身的指导意义：一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是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同时，要向传统学习、向民间音乐学习。这些重要的思想渗透到我幼小的心灵和血液中，在我的头脑中生了根，牢记了一辈子。1945年9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照耀15岁的我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此确立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和价值观，为我今后沿着《讲话》所指引的道路前进，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部队文工团9年的战斗生活和艺术实践，使我受到极大的锻炼和艺术熏陶，是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一个关键时期，对我未来的成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49年5月，随部队进入上海，同年11月，我恋恋不舍地脱下军装，转业到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不久走上了电影作曲岗位。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60多年来，环境变了，工作岗位变了，但《讲话》依然像明灯一样照亮我前进的道路，我在电影岗位上，坚定不移地以《讲话》为指导，努力学习，勤奋耕耘，先后为《铁道游击队》、《城南旧事》、《焦裕禄》等200余部（集）电影、电视剧作曲，同时创作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等10余部大、中型器乐作品以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微山湖》、《大实话》等300余首不同题材和形式的声乐作品。

我所创作的音乐作品，绝大部分都是歌颂祖国、人民，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题材，同时，也是深入生活后创作的音乐作品。例如，1952年，我创作大型纪录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音乐，在淮河工地参加劳动，并收集民歌；创作《铁道游击队》时，我又重访微山湖；创作《南昌起义》时，去南昌采访、学习。最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大庆那段生活经历。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上影厂摄制组来到大庆，首先来到铁人王进喜的1205钻井队，很多动人的英雄事迹都被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拍摄记录下来。1959年，王进喜进京开会，看到街头公共汽车上有个煤气包，就是汽车以烧煤气来做燃料。铁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他想：国家没有自己的油田不行啊，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采出石油，让别人看看中国人没有干不了的事！

我开始在铁人的1205队进行了几天采访，后来到另一个钻井队住下来，在摄氏零下30多度寒风刺骨的冬季，在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上，我与工人们同吃同住，住在地平线下的地窝子里；在钻井架边，我只能进行一些轻微的劳动。而工人们艰苦奋斗、战天斗地、排除万难的精神使我震惊：我看到那石油钻井架喷出的水，淋在工人身上，顷刻间，一个人变成了透明的冰柱。那惊心动魄的场面震撼着我的灵魂。在这段日子里，我像海绵吸水一样，积累着我的创作素材、灵感和激情。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沸腾的生活，使我的音乐作品有了艺术的生命力。我在战斗的艺术道路上，已经走过了72个春秋，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党的培养，没有党的文艺方针和《讲话》精神的指引，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变了，但《讲话》精神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文艺发展的指导方针。今天，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时，我要继续努力学习，一如既往，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