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想着“为了谁”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我才4岁。在诸位前辈落实《讲话》精神时，我还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刚才听了几位新四军老同志的发言后，我深切认识到：《讲话》的亮点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在今天，“为谁服务”的问题，依然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前几天，我碰到著名劳动模范杨怀远，他拉着我很激动地讲了一个小时的心里话。他讲话的主要精神是，现在有些人忘记了大众，忘记了工农兵。这次上海市召开的党代会有一个精神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相当正确。我们应当转型，不转型就不能发展，我们应当强调转变发展方式。但是，我们更应当强调转变的目的。目的只能是如市党代会所说：就是为了人，为了人民群众，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目的决定方式，目的是第一位的，方式是第二位的。《讲话》中谈到的“为了谁”的问题，依然闪闪发光！

刚才很多老同志都讲了，当时好多的知识青年知道延安民主、平等、廉洁、活跃，他们放弃了在大城市里的享受，步行到延安。他们冒着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的枪林弹雨，甚至冒着到延安去他们会不会被别人怀疑是特务的风险，奔向延安。著名的知识分子我就不说了，不著名的像国务院秘书长马凯的母亲侯狄，从北京去了延安；国务院副秘书长楼继伟的母亲庄静，从济南走到革命圣地延安。文化人到延安，为延安增色，壮大了抗日力量。

但是毋庸讳言，也有少数文化人到了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不习惯，对有些东西看不顺眼。那时延安的官僚主义并不严重，但也不是没有；那时延安的形式主义并不严重，但也不是没有。对干部的这些毛病应当批评，但有个别批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等级观念的文章，有些哗众取宠，言过其实，有所夸大。这就是文人的毛病。最典型的人物是王实味。他的批评文章过于渲染，这是知识分子的弱点。对知识分子的这些毛病应当批评，但是也应讲究分寸，讲究艺术。没想到他的批评文章被敌人加以利用，被敌人欣赏了。于是，我们有些人的多疑心发作，怀疑他是不是和敌人勾结，怀疑他是不是特务。其实，文章被敌人利用的人，有可能是敌人，有可能不是敌人。结果就对王实味采取了审查的措施。当然，这不是对待文人应当采取的态度。在中央撤出延安的时候，王实味被押着走，押王实味成了累赘，结果有位领导就自说自话地把他枪毙了。这就是我们应当吸取教训的地方，对文人的思想问题绝对不能采取枪毙的做法。思想问题枪毙不了。当时毛主席不知道杀王实味这件事，后来知道了，写了两次“还我王实味”。这就是毛主席对待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对知识分子要一分为二，对我们的工作也要一分为二，难哪！

当时在延安斗王实味斗得很过火的，其中有一位是我的老领导。他在“文革”初期被领导抛出来，结果被过火斗争，迫害致死。当时在延安同情王实味的，有一位是我的老师陈传纲。他是王实味的邻居，他在有人对王实味上纲上线还不厉害的时候，去看望过王实味，结果被打成了王实味反党集团。解放前他申诉，解放后他继续申诉，直到1952年他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证实他不是反党集团。后来，我这位老师担任了复旦大学的副校长。他的问题在“文革”初期又被人抛出来，残酷斗争他，无情打击他，他服安眠药自杀了，被迫害致死了！“左”的教训实在惨痛。难哪！革命的道路就是这样曲折。

令人可喜的是，我们新四军在贯彻《讲话》精神中做了很多的工作。我的家乡是新四军4师驻地。人称师长彭雪枫有三大法宝：骑兵团、拂晓报、拂晓剧团。三宝中有两宝是文化。更可喜的是，因为新四军的工作做得好，党中央曾想把中央从延安迁到新四军的淮安去，因各种原因最后未成事实。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永远值得我们隆重纪念和深刻回忆。文艺作品就是炸弹，文艺作品就是旗帜，文艺作品就是号角，文艺作品就是战鼓！

我舅舅是新四军4师的一个旅长。我亲眼目睹：昨天打胜仗后，今天他们就能够演出，甚至上午打了胜仗，晚上就可以看到讲战斗故事。歌颂英雄的快板、数来宝、活报剧、歌曲很快就出现在舞台上。尽管这些表演的艺术水平有些粗糙，但却能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和鼓舞人民群众斗志的作用。团长、旅长经常是在吃饭的时候对文艺工作者说一说，第二天作品就写出来了，趁热打铁，以利再战。领导与文化人很容易想到一块，不用费很大劲审来审去，改来改去。文艺作品是及时雨，从来不搞马后炮。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延安整风时明确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反了几十年，现在有些官僚主义者的官瘾比吸毒者的毒瘾还要大！有些文人拼命地想当官，不知当官究竟“为了谁”？今天，我们依然要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来教育自己、提高自己。我们的《大江南北》好就好在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文章中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洋溢在《大江南北》文字中。《大江南北》也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传遍大江南北，传遍全中国！

现在有些人只看口袋里有没有钱，不看脑袋里面有没有文化。比如前几年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对不对呢？对，但不全对。为什么不能经济搭台，文化来唱戏呢？为什么不能经济和文化共同搭台、共同唱戏呢？按马列理论，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那么，说到底，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再比方说，我们曾经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报纸上也宣传过，叫做“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相当好，但其中为什么就没有文呢？应当加一个“无文不高”。没有文化就不能高雅，没有文化农业不会稳，工业也不会发展。再比如曾经宣传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就有失偏颇。历史不管真公平的、假公平的，都不敢公开把“公平”放在“兼顾”的地位。公平出效率，不公平就没效率。分配不公、教育不公、司法不公还会导致“负效率”。如今有些地方搞的“土地财政”，剝夺农民，就是不懂马恩理论，就是缺少社会主义文化。所有这些片面的认识和做法，导致了我们今天在某些方面、某些地区文化滞后。经济上去了，文化应当跟上来，可是某些地方的文化未必跟上来了。“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主义是动力，文化是灵魂。有了信仰，有了主义，有了文化，“杀头好比风吹帽”。没有信仰，没有主义，没有文化，三块钱就可以把灵魂论斤称了卖给人家，敌人的枪口一抬就会成汉奸。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用《讲话》的精神来提升文化，增进文明，让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都充实起来，精神抖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