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目中的父亲

　　
　　今年是父亲叶进明的百年诞辰，他离开我们快十年了。我们兄弟姐妹们经常追溯父亲的一生、追忆他与我们之间并不很多的相处中所发生的事，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他的谆谆教诲常常在我们耳边萦绕。父亲的形象在我们子女心目中既威严又可亲，是一位让我们感到既钦佩又敬重的父亲。
　　父亲的一生是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的一生。
　　父亲生于1910年3月21日。14岁时他背着一个行李卷从浙江余姚乡下来到上海一家叫可升煤号的小店当学徒。1926年春天，父亲参加了陈云领导下的左派国民党区分部，走上了政治生涯的第一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自己的名字由叶晋康改为叶进明，表明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身追求进步与光明的决心。父亲曾两次被捕，狱中的生活更坚定了他跟着中国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成长为成熟的革命者。抗战初期他带领120余名上海煤业进步职工集体参加新四军，以后又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人封锁线，往来上海和革命根据地之间采购军用物资。上海解放后，他负责上海公用事业的接管工作，以后又长期主管城市规划和建设。面对百废待兴的旧上海，他与同志们认真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城市工作方针，遵照陈毅市长的设想，参与了哈同花园建成中苏友好大厦，成为当时上海第一所标志性建筑；将原来的跑马厅改建成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高尔夫球场改建为西郊动物园、跑狗场改建为文化广场，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休闲娱乐和公共活动的场所；在曹杨、天山等地区建造了第一批工人新村，改善了劳动人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他较早设想和领导规划在上海建造高速公路、地下铁道、越江工程、整治苏州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为了上海的长远发展，还组织干部和专家研讨“在浦东地区建设新市区”设想、论证了“向浦东广阔地区发展”的可能性，为党中央决策开发开放浦东作了一些理论上、舆论上的准备。
　　父亲 以“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育子方式，让我们懂得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做父母。
　　父亲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可以说从我们出生起名字就开始了。我们这一代从家族祠堂的排列，男孩是“云”字辈，女孩是“菊”字辈。我最大的姐姐叫掬群，父亲将菊花的菊的草字头改为提手旁，意为“群众所掬，视人民为父母”，同音不同字但意义大不一样。我的大哥出生在1938年抗战之初，父亲为他的出生赋诗一首，“满天风云满地血，举国共御天下敌，偏在此时生一黎，只有委之云与泥”，并取名云泥，取其上天为云下地为泥，为中华抗日救国出力之意。由于父母的第三第四个孩子都出生在抗战最困难时期，所以出生不久就送给了当地老百姓，一个男孩以后一直没有找到也不知生死，一个女孩也就是我的二姐直到解放后才找回，为了要她不忘皖南人民的养育之恩所以取名皖南。
　　小时候父亲不希望我们老是与干部子女在一起，要我们多同工农子女一起玩。最初我们家住在爱棠公寓，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市委所在地，后来上海和华东局的一大批干部随柯庆施都搬到东庙新村，也就是现在的东安新村。住了三年后大家又搬到康平路100弄，但父亲为了让我们与工农子女多接触，全家搬到了华山路一幢住有10户普通人家的住宅。
　　父亲从小就要我们热爱劳动，培养劳动观念，不贪图享受。上世纪50年代，父亲在暑假组织全家去农村劳动，早上四点多就起床到上海西郊的长春合作社除草、锄地，一干就是一整天。我家后面有一个花园，树木枯死，地上长满野草，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就与院子中各家商量后每家划了一块地种蔬菜。父亲要我们每天到地里锄草、浇水或是施肥。还有件事让我记忆深刻，小学三四年级时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邻居在花园里乘凉，母亲下来说父亲叫我上去。刚走进父亲的书房，只听父亲一声大吼：跪下！原来刚才他从楼下园子里走过，看到一群人在乘凉，只有我坐在唯一的一个藤圈椅上，其他人包括邻居的老人却坐在木椅子或小凳子上，他是因为我的不懂礼貌不敬重老人而大发雷霆。80年代初的时候，上海物资供应匮乏，一天有人送来了七只大西瓜，我们都很高兴，十岁的外甥更是高兴得欢呼起来“有西瓜吃喽”。晚上，父亲召集我们开家庭会，说这西瓜不能吃，还要我姐姐做好孩子的工作。第二天，父亲将七只西瓜送给了城建医院，回来告诉我们说医院里有8位癌症病人，西瓜还不够他们每人一个，我们吃了这些西瓜，就是特权，就是脱离了群众。
　　父亲总是教导我们不要好高骛远，鼓励我们在基层一线努力工作。大姐50年代在北京大学动物遗传专业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动物园，她自己很不满意，工作也不安心。父亲知道后多次写信，教育她基层单位最能锻炼人，要安心做好本职工作。此后我大姐在北京动物园努力工作，并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珍贵动物的保护之中，从技术员、班长、队长到担任副园长，还在大熊猫的人工繁殖中创造了许多第一，出席了全国第一次科技大会。三姐在“文革”中由于父亲所谓历史问题的牵连，被部队清除出来进了上海人民电器厂做工人。父亲恢复工作后，她对父亲说，你落实了政策，我也该落实政策离开工厂去电信局做技术工作了。但父亲说做工人不是很好吗，更加能够锻炼人，不肯帮她调动工作。后来我姐姐也是由于自己的表现和努力，成了厂里的中层干部直至退休。
　　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在外面不许以干部子弟自居，不许搞特殊化。家里的电话、汽车是因工作为他配备的，两个哥哥姐姐读寄宿制高中，开学放假都会有很多行李，可父亲就是不许用汽车接送。以前，购买火车票非常紧张，哥哥姐姐学校放假或探亲回去时买不到车票，当时父亲在市人委任市政交通工作部部长，只要他一句话车票都能送上门来，可父亲总是要求他们自己到北京东路售票处排队买票。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例外为子女开后门只有过一次。那是在1978年的初夏，我姐夫在上海人民电器厂搞供销工作。一天晚饭后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父亲商量能不能为他们厂里搞一辆铲车，因为厂里每月需要近30吨的钢板，都是靠冲剪车间工人自己搬运，劳动强度太大了。父亲当然不会答应。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姐夫正与冲剪工人在搬运钢板，突然看到父亲和母亲在看着工人们搬运。看了一会儿两人一声不响地走了。这天晚上父亲叫我姐夫去他的书房说，你们搬运工作太辛苦了，机械设备太落后了。这时，他拿出了准备好的“便条”，要姐夫到上海装卸机械厂联系购买一辆3吨柴油铲车。不到一个星期崭新的铲车到了厂里，冲剪车间的工人高兴极了，对我姐夫说，你岳父真是一个好党员好干部，我们衷心地感谢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家。
　　我们感到，父亲的一生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可读、可品。他的革命一生让我们懂得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自由幸福的艰难历程；让我们懂得了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事业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让我们懂得了党的领导干部严格要求自己、无私奉献人民的高尚品质。
　　亲爱的爸爸我们十分怀念您！ （叶进明之子叶云晓在纪念叶进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