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占了上海租界。
当时我和做小贩的父亲、当童工的妹妹一家三口挤在上海沪西区新加坡路（现余姚路）一条弄堂里的一间小板房内，过着艰苦的生活。
在这之前，我经组织介绍已在沪西工人夜校当老师。日寇侵占租界后，夜校关闭。由于我在夜校当教师时学了一些苏北话，组织上决定让我担任地下交通员。从1941年11月起，我跑了几个来回，安全地将数十名党员、非党积极分子护送到苏中抗日根据地。
除夕前一天上午，地下党领导人王建中来通知我，要我将党员作家艾寒松送走。艾1939年冬从重庆绕道香港到上海生活书店工作，是中共上海文委委员，担任文化界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影响较大。他在1935年曾以“易水”笔名发表杂文《闲话皇帝》，提到天皇的名字，日寇向国民党政府抗议威胁，蒋介石曾下令逮捕易水。日寇侵占租界后，猖狂搜捕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在上海很不安全。我的任务是把他和他的夫人赵金秀护送去根据地。
当天下午，我准时到劳勃生路（现长寿路西康路口）大自鸣钟邮局门前，按暗号和他接上了头。
第二天早晨7时前，我和他们夫妇在十六铺轮船码头进口处碰头一起上了船，在中舱找了一个双人铺位，让他俩休息。我转到甲板上去透透气。恰巧遇到陈骥涛同志。他原是沪东怡和纱厂的工人，也是王建中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地下交通员。我与他曾在苏中交通总站碰到过。这次他带了十来个男女青年学生、工人去根据地，也走张黄港这条路线。
行船风水不顺，直到下午二点多钟，才到张黄港。我们乘驳船上岸，又排长队逐个受伪警搜查。伪警在搜查时敲敲打打、骂骂咧咧专找茬，大概是想弄点外快好过年。灰蒙蒙的天上飘起雪花来了。
旅客队伍在缓慢地前进，终于到我们了，由于我们行李简单，也就顺利地通过了。上街向右拐，走了不多几步路，就到了交通旅馆门口。见有几个日本鬼子和趾高气扬的翻译大踏步走过来，我们就走进旅馆。旅馆的老板娘40岁左右、精明能干，她让坐、端茶、留客十分殷勤。这时雪越下越大，天色越加灰暗。艾寒松夫妇说是雪夜黑天不好赶路，主张住下，我权衡一下，也感到还是住下较为安全。
可能是由于小陈打过招呼的缘故，老板娘对我们三人特别优待，让我们住她自己的房间——进大门的东厢房。隔着板壁紧靠大门的那间，住着小陈等十来个同志。彼此说话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老板娘的房间朝西，进门右首靠板壁，横铺着一张双人床，没有挂帐子，准备给老艾夫妻睡；东边靠墙竖铺着一张单人床，挂着帐子，床头靠北墙，准备给我睡。老板娘领我们进房时，有一个30来岁的男人坐在两斗桌前，独自玩纸牌，一边嘴里哼着苏北小调。老板娘介绍说他是本地人，跑单帮的，一会儿就要走的。我们三人并排坐在那张双人床边上。那个人丢下纸牌来和我们搭讪，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做什么的？由于艾不会讲苏北话，事先讲好尽量由我来应付。我回答说：“我们是从上海来，回搬经老家过年。我是小学教员，姐夫开烟纸店，做小本生意，在上海已失业，想回老家找点事做。”他一听说艾是做生意的，便说自己是跑单帮的，和艾谈起生意经来，艾开头还能应付几句，后来扯到商品行情，艾就难以应付了。我怕露了马脚，赶紧插进去说：“我姐夫是外乡人，从未到我家乡来过，对这里的行情不熟，你的话他又不太听得懂，请多多原谅。”那人也就没有再问下去。又过了一会儿，他收起纸牌，把抽斗里的东西放进手提小皮箱，说声再会，就拎着箱子走了。我心里很不踏实，不知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会不会是汉奸、特务？我们的言谈、行动中有没有使他怀疑的地方，他会不会去向敌伪军警告密？一连串的问号，飞速在我脑际回旋。这时突然闯进来两个日本鬼子和两个“花姑娘”，我心里一惊，但表面却平静地注视着他们的动静。随后老板娘和伙计跟了进来。一个日本鬼子指手画脚、叽里呱啦地讲，一个“花姑娘”翻译说：“太君要在这里打麻将牌。”老板娘说：“这里已住了客人，我另找一个好房间，请你们过去打吧。”日本鬼子不肯，一定要在这里打。老板娘只好依他们，叫伙计把方桌抬到单人床旁边，又端来三只凳子，把麻将牌倒在桌上。鬼子把两支枪并排靠在北墙根，一个坐在单人床边上，一个坐在对面，两个“花姑娘”分坐在南北两边，就打起麻将牌来。我们到厅堂里和老板娘商量，能否另外找一个房间住？老板娘说：“他们常来这里打牌，玩几圈就要走的，你们先吃年夜饭吧！”
饭后，我们洗了脸和脚，又回到那张双人铺边上并排坐下。日本鬼子和“花姑娘”向我们瞧了一眼，又只顾自己打麻将了。老艾佯装看报，轻声向我说：“谁知他们要打到什么时候？你再去和老板娘商量一下，给我们另找一个房间吧！”我望望打牌的人兴致正浓，毫无收场的样子，就起身出去和老板娘商量。她说：“今天房间已住满，没有房间了。日本鬼子时间不长，就要走的，你们再耐心等一下吧。”我只好回来跟老艾说了，他也只好耐着性子坐等起来。过了不久，突然响起了杂乱粗暴的敲门声，原来是伪警来查户口。伪警看见房间内有鬼子在打牌，应付公事地问了问旅客人数，翻了翻登记簿就走了。
看看鬼子没有立即要走的样子，老板娘吩咐伙计上了大门横担，用大锁锁上。告诉我们说：“今晚伪警已来查过户口，有日本鬼子在这里打牌，不会再有人来查了，你们尽管放心大胆睡吧，明天好赶路。”我把老板娘讲的对老艾一说，他埋怨起来，说：“这怎么能行，两个鬼子在房间里，一个青年妇女怎么能睡得着，让我们睡到隔壁房间去好了。”我就出去托老板娘把小陈叫到厅堂商量，他也同意老艾夫妇睡过去。我告诉老艾夫妇，同意他们去隔壁睡，但必须牢牢记住假口供，和小陈他们是不相识的，只因房间里有鬼子打牌，青年妇女胆小不敢睡，才和隔壁旅客商量，过去睡的，一口咬定不能变。他俩说“好的”，就抱着被子过去睡了。
我回到房间里，仍坐在双人铺上，打牌的四人偶而也朝我这边瞧上一眼，不像很快要收场的样子。我心里盘算，今晚只要这两个鬼子不对我起疑心，就不会出事了。而要他们不起疑心，我还是早点睡觉。但是睡在哪张铺上好呢？原先安排我睡的那张单人床边上，已有一个鬼子坐在那里打牌。双人铺却空着，只要把盖被拿过来就可以睡。比较起来，双人铺虽然离鬼子要远好多，但是没有帐子，铺上人的一举一动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四个人的目光之下，睡在上面很不自在。睡单人床虽然紧贴在鬼子身边，但他是看不到背后的。至于其余三人虽然能看到我，但也由于帐子和鬼子身体阻挡着他（她）们的视线，也看不真切。况且我如果改变原来的安排，从单人床取被到双人铺上来睡，易于引起怀疑，还不如仍按原计划睡在单人床上去较为安全。这样我就神态自若地走到单人床边，尽量和鬼子隔开一段距离轻轻坐下，脱下鞋子坐进床里，缩起双脚，小心地从鬼子身后伸下去，面向外侧慢慢地躺了下去。只见这个鬼子右侧脚部挂着一支“王八”盒子枪。露出一角红绸包枪布，非常显眼，离我十分近，一伸手就可以拿到。杀死敌寇，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念头闪过脑际，但这是地下交通纪律所不允许的。这个鬼子在打牌的间隙，好几次回头朝我看，我马上意识到，他可能对身后躺着一个二十岁的中国青年，面对着他的“王八”盒子枪不大放心。我立即翻身朝里躺着，但这样我也看不到他了，我不禁又一次翻身朝外。那个鬼子听到我翻身时床板的响声，又回过头来朝我瞥了一眼，仍回头去打牌了，好像一切正常。但我似乎感到他的一瞥中有一个问号。我决定选择熟睡这个办法，反复默诵假口供，直到心里感到很有把握时，就不知不觉睡着了。
在蒙眬中突然听到有人叫我，我猛醒过来，房内已空无一人，只剩下一桌乱牌，和狼藉一地的果皮、瓜子壳。我听出是老艾在房门外叫我，我急忙起身开门，高兴地问他：“你那么早就起来了，现在几点钟了？鬼子是什么时候走的？”他说：“现在是五点钟，鬼子是三四点钟走的。昨天半夜，日本鬼子又骂又打，把我们惊醒，害得我们一夜没有睡着，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我说：“我睡到刚才被你叫醒，什么也不知道啊！”老艾又说：“啊！你怎么睡得那样死，昨天半夜听到鬼子的打骂声，开头还误以为你出了事，在打骂你呢？后来听不到你的声音，却听到一个‘花姑娘’的哭叫申辩，才慢慢听出一点头绪来。大概是一个‘花姑娘’和鬼子开玩笑，把鬼子的短枪藏起来，鬼子大发脾气，打骂这个‘花姑娘’。这么大的动静，你还能睡着真胆大。”这时小陈、老板娘也起床了，都来谈论昨晚的事，也都为我竟能在这种环境中酣睡不醒，感到惊奇。
吃了早饭，黄老板来领着我们从镇北通过伪军岗哨，上了公路。我们三人走在前面，和小陈一伙拉开一段距离，一直向石庄奔去。路上还顺利地应付了一小队巡逻的伪警的盘问。中午时分，在石庄吃了中饭。从街西顺着一条斜向西北的泥路下乡，直奔芦庄区，下午三点钟左右到了区交通站。第二天天明之前，终于赶到在如东县如中区的苏中区党委交通总站，顿时，感到千斤重担从肩上卸下来。在总站经过两天的休整，我又返回了上海，去迎接新的战斗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