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每年9月3日国家举行纪念活动”。此举表明，国家对于抗日战争和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给予了更高的评价。
上海与伟大的抗日战争，有着特别紧密的关联。在历时达14年之久的抗战历程中，上海几乎全程相伴；上海军民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
局部抗战第一战——“一·二八”淞沪抗战
上海是中国关内最早罹陷日本侵华战火的地区之一。近代以来，上海逐渐发展成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经贸城市。上海附近的江浙地区是民国政府政治统治中心和基础。图谋侵占全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只要占据上海，并从上海威胁南京，就可迫使民国政府屈服。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即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18日，上海日本总领事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和特务川岛芳子，制造了日本僧人在上海杨浦引翔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附近被殴打的事件。日驻沪总领事以此为借口，向上海市政府提出道歉赔偿、取缔抗日团体和抗日活动等要求。同时，日军调兵遣将增强在沪兵力。1月28日，日军又提出中国军队立即撤出闸北、销毁一切军事设施、日军进驻闸北等荒谬通牒。未待答复，即借口中国没有执行日本的要求，于当夜突然向闸北发动进攻。由驻守上海的有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第19路军官兵奋起还击。一·二八事变就此爆发。
随着民族危机升级和全国上下的抗日声浪，国民党中央已将国策调整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民国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表示“为执行中国主权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己的手段，并对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1月30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迁都洛阳，改组军事委员会，并令第19路军全力防守上海，令张治中率领的第5军赴沪增援19路军。
一·二八淞沪抗战从爆发到3月4日停战，经历了闸北巷战、吴淞攻防战、庙行江湾血战和浏河娄塘阻击战四次主要战斗。战前日海军司令盐泽狂言：发生战争，4个小时即可了事。但日本数次增兵总攻，均遭击退。在2月22日庙行之战中，日第9师团的进攻被我左翼军第87、88师和右翼军61师等部三面夹击，死伤惨重。中外舆论一致认为此战为中国军队在淞沪抗战中最辉煌的战绩。
3月1日，日军正面发起全线进攻的同时，在长江七丫口登陆攻占浏河镇。3月1日晚，19路军等部全线撤退。3月4日，国联大会决议要求中日实行停战，中日双方均表示接受国联决议。5月5日，中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
一·二八淞沪抗战是由南京民国政府主导的第一场局部抗战。受民国政府政治上的退让、消极抵抗政策影响，在整个战役部署上，只重正面防御，忽视侧后保障，没有强大的战役预备队，因而当日军正面进攻不成，改在守军防御侧后的浏河口登陆得逞后，守军因不能调集力量实施战役反击，从而整个战线迅速崩溃。这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守卫上海地区的中国军队第19路军和第5军等部队是英勇顽强的。抗战发起后，在双方参战部队人数大致相当的情况下，装备劣势的中国军队屡次扼制住日军的攻势，迫使日本多次增兵并三易统帅。日本参谋本部承认“上海会战”中陆军死伤占参战总人数的17%。通过一个多月的作战，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战略战术和战斗力有了相当的了解，坚定了可以战胜日军的信心。
全面抗战第一场大会战——“八一三”淞沪战役
一·二八抗战后仅过五年半，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民国政府经研判，也确定局势已到“最后关头”。8月7日，民国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与会者一致支持抗战。蒋介石决心封锁长江，将沿江各口岸的日本海军分舰队消灭，造成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态势，确保江浙沪、南京等地的安全。8月13日，先前驻扎在沪宁铁路沿线的京沪警备部队第87、88师等部已部署到位，并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附近与日海军陆战队发生交火，打响了八一三淞沪战役。
1937年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不久，民国政府成立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以蒋介石为大元帅，编定全国战斗序列，将江苏长江以南（包括南京、上海）及浙江地区划为第三战区。黄浦江以西部队编为第9集团军，担负突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任务；以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8集团军，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以后中国大本营又数次变更作战序列，以适应战场形势变化。
八一三淞沪战役持续了约三个月，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8月13日至23日，为中国军队突击虹口、杨浦日军据点、码头阶段；8月23日至9月24日，为罗店、宝山争夺战阶段；9月25日至10月25日，为蕰藻浜、大场攻防战阶段；10月26日至11月12日，为中国军队撤退阶段。
八一三淞沪战役是中国军队第一次诸军种（空军、海军、陆军）和诸兵种（步兵、炮兵、装甲兵）大规模联合作战，参战部队总计有72个步兵师、旅及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团等部，空军为第2至第9大队和暂编大队约200架飞机，海军为第1、第2舰队、练习舰队、鱼雷快艇大队约40余艘海军舰艇。这些部队兵力总数在60万人以上，约占全国军队三分之一。
日本于8月15日编组上海派遣军之后，数次大规模增兵，至11月又另编第10军加入上海派遣军序列。日军在上海共投入地面部队9个师团又2个支队约20余万人，海军舰艇30余艘（其中航母4艘），作战飞机约390架。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已经超过华北，上海成为日军侵华战争的主战方向。
淞沪战役是抗日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其中的罗店之战，中日军队互相包围激战，时称“血肉磨坊”；在蕰藻浜、大场战斗中，中国军队一个师上阵地一天便损失殆尽。在日军海陆空优势火力密集攻击下，中国军队虽死伤枕藉，仍不惜代价死守阵地，出现了与宝山城共存亡的第98师姚子青营、第88师谢晋元的“四行孤军”等振奋人心、赢得国际声誉的英雄事迹。
中国军队奋勇抗敌，付出了伤亡官兵33万余人的极其昂贵的代价，也给了日军以极大的杀伤，淞沪战役是中国抗战中消灭日军最多的一场战役。日军确认从上海登陆到占领南京，截至12月27日，累计战死、战伤死、战病死共23104人，负伤约5万人，合计伤亡在7万以上。实际上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退后，已没有激烈的战斗，所以可以认为淞沪战役期间日军伤亡应不少于6万。
八一三淞沪战役，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鬼话，也为中国民族工业内迁争取了时间。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上海是全国最早发动各界人士开展救亡斗争的城市，其持续之久、规模之大、成效之著、影响之广，皆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
九一八事变次日，上海市商会和上海反日援侨会率先发出致全国同胞和民国政府的4则抗日通电及宣言。9月22日，上海反日援侨会召集800余单位团体代表大会，决定更名为上海抗日救国会。它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联合工会、学校和国民党市党部所组成的抗日团体。在此影响下，上海各界各行业以至基层单位纷纷建立抗日救国会。
上海开展的影响最大的救亡斗争主要在学生运动和经济斗争两方面。9月20日，上海各大学学生相继罢课。9月23日，上海沪江大学学生在校长刘湛恩的支持下，召集全市22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集会，成立上海大学抗日救国会并发起组织数千至万余大中学生，三次赴南京请愿。
对日经济绝交，是上海人民抗议日本侵略的有力手段。9月26日，上海抗日救国会召开市民大会，再次通过对日经济绝交的提案。28日市商会召集会员代表大会，会员宣誓永远不再买卖日货。抗日会在各区设立日货检查所，并规定了对日经济绝交的范围和处置日货办法。许多日商企业的职工、工人，毅然决然地退出工作；码头工人则以罢工、拒绝装卸日货来响应经济绝交的号召。上海抵制日货运动影响到全国，日对华倾销受到严重打击。9月至12月，日对华输出同比减少35%～70%。
一·二八后，上海人民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组织2万义勇军协助19路军作战。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支援前线。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等组织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并发起捐制棉衣运动，5天内赶制出30000多套全新棉衣。这种全民动员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释放。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为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上海，上海283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要求民国政府维护华北主权。1936年5月31日，来自全国18省的60余救亡团体代表齐聚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其中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实际上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中心。同年11月，在救国会支持下，上海各日商纱厂工人发动大罢工，使日商纺织业在几天内就损失百万日元。11月23日，在日方威逼下，民国政府下令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宋庆龄要求入狱与七君子共进退，在全国轰动一时。
七七事变后，上海各阶层民众团结一致支持抗日的昂扬情绪再次汹涌喷发。1937年7月22日，上海成立了上海抗敌后援会。7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下属文学艺术、电影戏剧、音乐美术、新闻出版等80余团体会员，领导者为国共两党成员和文化名人。随后，各界救亡协会先后成立。在众多救亡报刊的宣传和各界救亡协会的组织下，民众被广泛动员，有组织地参加战地服务、战地救护、舆论宣传、募捐款物、难民救济等各项工作。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下，从上层社会到普通百姓，男女老幼无不希望为国事尽绵薄之力。救亡意识深入人心，使上海在沦陷之后各种抗日活动仍不间断。
广泛的郊县抗日游击战
1937年11月，随着中国军队西撤，上海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但在日军控制相对薄弱的上海郊县，群众抗日的热潮却是方兴未艾，很多乡村拥有地方自保武装组织。1938年中共江苏省委先后成立外县工委和浦东工委，努力联系和领导群众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党组织领导的上海郊县抗日武装，主要在沪西、浦东和崇明三个地区活动。沪西有青东人民抗日自卫队、嘉定外冈七村联防队；浦东有南汇保卫团2中队、4中队，奉贤人民自卫团，边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第4大队；崇明有抗日自卫总队等。这些地方抗日武装大多有几百人枪的实力，在1938、1939年间，先后在青浦进行了火烧青沪公路桥、嘉定朱泾河伏击战、浦东汇角反“扫荡”、川沙潘家泓反“扫荡”、崇明协兴镇伏击战等数十次战斗，逐步在浦江两岸和崇明形成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5月，新四军主力一部会同江南各地的抗日武装，合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上海西郊。“江抗”在上海青浦、嘉定抗日武装的配合下，兵锋直指虹桥机场，并在青东观音堂、嘉定八字桥一带，痛击前来“扫荡”的日军。上海的报纸频传捷报，极大地鼓舞振奋了上海人民的抗日斗志，掀起了支援新四军的热潮。上海郊县的抗日武装先后加入了新四军，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华中地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0年日军在上海郊县各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此后又搞所谓“清乡”，在浦东、嘉定、宝山、崇明等地修筑数百公里的篱笆墙封锁线，浦江两岸的斗争环境一时非常严酷。抗日武装虽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仍坚持游击活动。1942年9月，中共浙东区委派干部朱亚民率领11人，组成精干武装返回浦东，坚持反“清乡”斗争。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武工队四处袭击“清乡”队和敌据点，镇压汉奸，在朱家店伏击战和北宋宅突围战中重创敌伪军，彻底粉碎了日伪的“清乡”。据统计，浦东的抗日武装共歼灭日军500余人，缴获枪械2000余支。至1944年底，武工队已发展成上千人的新四军淞沪支队，并恢复了浦西的抗日游击区，形成了两面夹击上海城区的战略态势，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上海人民欢呼雀跃，喜极而泣。虽然在14年的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中，上海付出了城市严重损毁、人民生灵涂炭的惨重代价，但上海为抗战最后胜利而自始至终所作的贡献，足以令上海人民无比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