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迈出的极为重要一步

80年前，1934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出发长征。有人将“出发长征”视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最深重的苦难与最耀眼的辉煌，皆出自于此。80年前，如此重要的一步，为什么要迈出，又是怎样迈出的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在革命前途似已极其黯淡之时，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为中国革命燃起了新的希望。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感震惊。1930年10月，蒋介石对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一结束，就聚集重兵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围剿”。 “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

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当时毛泽东已被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李德等人尚未来得及直接掌控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刚刚担任总政委，重任自然就落在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肩上。朱老总不负众望，以他一贯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打歼灭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蒋自任总司令，其嫡系部队倾巢而出。他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对中央苏区在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策略，企图依托堡垒，逐步推进，压缩我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

当时中央红军已发展至8万多人，倘若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第五次“围剿”仍是有可能的。
然而，时为党中央和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在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支持下，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采取了与敌人拼消耗的错误战略，因此中央红军虽经一年的浴血奋战，终究未能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的“围剿”。

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修筑工事坚守广昌。经过18天血战，虽然毙伤俘敌共2626人，但自身却伤亡了5093人，约占参战红军总人数的四分之一。4月28日，广昌失守。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后，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分兵向根据地中心突进，红军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进一步陷于被动局面。8月，瑞金连续遭到敌机轰炸，中共中央被迫迁往云石山，毛泽东与张闻天都住在山上称作云山古寺的小庙里。到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等县的狭小地区。红军只能撤离中央根据地。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虽然，中央红军是在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严重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然而，并非 “行动上无计划”、“军事上无准备”的“仓促的出动” 。据时任红22师师长的程子华回忆，广昌战役还在进行之时，也就是1934年4月，周恩来曾对他说，由于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也变小了。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周恩来说：中央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

广昌失守之后，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趋恶化，5 月27 日，中央负责人博古在瑞金沙洲坝的下霄村杨氏宗祠（中央政治局办公住地）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广昌等地失守后红军的行动方针。书记处四位成员（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参加了会议，李德列席会议。会上李德提出：鉴于广昌、筠门岭、建宁都已失守，已不可能在苏区内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应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会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由于事关重大，必须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后方可付诸实施。6月25日，共产国际的复电传到瑞金。电文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但不同意马上行动，认为红军在苏区内线打破敌军“围剿”的可能仍然存在。接到共产国际复电后，博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危境中的对策。毛泽东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拒绝了毛泽东建议红军主力应尽速向西突围的正确主张。不久，博古又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重大事宜。博古、李德负责制定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事项和行动计划，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政治局常委、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也无权过问。

从6月底7月初开始，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掩护下，中央苏区开始了突围转移的准备，其中包括补充兵员、扩大红军；加紧维修武器、生产弹药，筹措军粮、药品等军需物资。还将国家银行隐蔽在石城烂泥坑“金库”的金银财宝挖出，以备突围转移的军费需要。

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压力，7月6日中革军委派出由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闽浙皖赣边前进。同时，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苏区西进，兼负为大部队转移探路重任。7月15日，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愿在过去提出的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在抗日反蒋号召的影响下，时任国民党南路军司令的陈济棠在7月间派人秘密到苏区接洽。10月5日，朱德、周恩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同陈济棠的两个师长密谈。经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其中包括：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就后撤20公里。这就为中央红军的长征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述种种显示，红军长征是被迫的突围转移，绝非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但是，也并不是惊慌失措的退却逃跑。中央红军在迈出长征这一重要步伐之前，还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的。问题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迟迟未作出转变战略方针撤出苏区的最后决断，一直举棋不定，在作撤出苏区准备的同时，又采取全线抵御的军事方针，同优势敌人拼消耗，企图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心区，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和“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而且转移的准备工作只是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直到9月初，打破敌人“围剿”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才正式决定并开始部署转移。由于时间紧，行动仓猝，大部队转移的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都未及做，从而使八万之众红军部队的转移突围表现得“惊慌失措”。

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战略转移如同“搬家”。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为突破国民党军队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内和军内对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日益滋长。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了态度。

这时，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即调兵遣将，等候红军到来,予以歼灭。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 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被誉为里程碑的遵义会议，是长征的产物，是长征的里程碑，更是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