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令我终身难忘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难忘的记忆。1951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领导机关给我的家庭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至今令我难以忘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看着已发黄的证明书，心情依旧激动。

1949年春夏之交，渡江战役取得胜利，宁沪杭相继解放。为建设一支现代化国防军和建设新中国培养人才，党中央根据陈毅同志的提议，在南京黄埔路原国民党国防部旧址创办了华东军政大学，以宁沪杭一带青年知识分子为招生对象。6月宁沪杭各报刊登招生启事，我及时报名应考。《解放日报》等报纸7月份发布录取通告，我有幸榜上有名，随后即按规定参军入伍，先到常熟穿上军装，后步行到昆山，再坐运货的火车到了南京。

华东军大由时任第三野战军、华东军区司令员和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兼任校长、政委。学校继承红大、抗大的办学方针和光荣传统，军政训练十分严格，纪律严明、生活艰苦，时时都有锻炼，处处都是考验，真是革命大熔炉。当年我有幸先后两次聆听陈毅校长所作的“为人民服务”的谆谆教导。军大要求每个学员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都要确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要有为解放全中国和建设、保卫新中国而献身的革命精神。

1950年5月，第一期预科结业转入本科学习，学员分到空军、海军、通讯兵、雷达兵等军兵种接受专业训练。我被分配到南京郊区汤山进入第三野战军特种部队特科学校受训，主攻科目是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战车。当时的要求很明确：掌握过硬技术，誓死解放台湾，活着是战士，死了成为烈士。训练时大家情绪高涨，都为解放台湾摩拳擦掌，表决心、写血书，一切听从指挥。然而过了不久，形势急剧变化，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公然阻止我军解放台湾，干扰朝鲜内战，并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地区。面对政局的变化，我国政府迅速调整战略，组织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这时，我奉命转入徐州和河南商丘的装甲兵编练基地，参与坦克部队训练，准备赴朝作战。由于工作需要，我在战车编练基地政治部宣传科担任编辑，负责编报，编写政治教材供战车乘员学习使用。当时战车训练很紧迫，任务繁重，生活艰苦。正在这时，父母来信说家里接到部队领导机关发给的“革命军人家属证书”，上面写着“兹有包汉中同志系1949年7月参军，现在本军任编辑职务，家居江苏启东海东区济南村。其家属得按民主政府优待军属条例及其家庭实际情况享受军属荣誉与优待”。落款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舒同，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时间是1951年3月9日，上面盖有军事机关的公章。

我得知此事后，兴奋异常，原来存在脑海里的一些困扰和对父母家人的思念牵挂顿时烟消云散。事后，父母还多次来信说家里本来有些困难，现在得到了多方照顾，政府经常组织力量给家里代耕代种，逢年过节来人看望慰问。后来，我的大妹上了大学，二妹有了工作，三妹身体有病也得到了治疗。家庭安定了，父母经常来信嘱咐我不要牵挂家里的事，要好好干争取戴大红花，为家也为家乡争光。我看到家里如此情景和父母亲的嘱咐，没有了后顾之忧，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尽心尽责。1951年和1952年军训工作总结时，我先后两次荣获三等功，特别是看到一批又一批战车乘员学成后驾驶着坦克奔赴朝鲜战场时，感到由衷的自豪。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组织上先后送我到舟山海岛炮兵部队和云南西双版纳地区边防部队锻炼，还送我到总政第三政治干部学校和中央高级党校学习进修。后来我长期在刘伯承为院长的军事学院（今国防大学前身）政治部政治理论教研室任教员，先后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文革”后，我来到华东师大任教，62岁离休，期间我又多次受奖，2006年还被评为华东师大优秀共产党员。

抚今追昔，60多年前“革命军人家属证明书”给了我的家人许多优厚待遇，鼓励我在部队立功受奖，也助我个人锻炼成长，令我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