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生涯片断

我是1941年参加革命，1946年3月开始做机要工作的，那年20岁。1945年秋，上党战役、平汉战役后，我们的部队驻扎在河南沁阳县。一天旅政治部姚主任找我谈话说：“我们想调动你的工作，去旅机要室当机要译电员，那个部门工作很重要，对政治及文化水平各方面要求都很高。”我说：“我不够条件，恐怕难以胜任。”他说：“我们都了解过了，你符合条件。”我即表态服从组织安排。于是就办理手续去机要室报到。机要室主任刘海棠向我介绍了机要工作的特点和纪律，强调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要求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有任务随到随办，不能拖延；保密要求做到守口如瓶；实行二人同行，私信公开等制度。同时向我介绍了另外两位机要员，一位是曹永廉，另一位是我的老乡闫兴安。从此之后，我们就在一起共事。我先学基础知识和练习基本功，很快就掌握工作要领，能单独进行工作了。
      通人性会防空的军马
      1946年7月第一次陇海战役，我刘邓大军一举消灭敌人两万有余，完全彻底地歼灭川军一个军，活抓了军长赵锡田，取得很大胜利。就在这次战役中，有份急电要送给首长阅看，可是首长不在司令部，就决定派我快马加鞭把急电送往前沿指挥所，我很快完成了任务。但在返回途中遭遇敌机扫射，当敌机俯冲下来向我扫射时，军马奔驰向前跑到一个土沟里自动卧下，我躲在马的后边，敌机一时失去目标，但仍穷凶极恶地乱扫射了一阵后才飞走，我和马都毫发无损。家里的同志正在为我着急的时候，我和马都安全地回来了。我向他们讲述了路上遇敌机扫射时马的表现。还是在这次战役中的一个晚上，十点钟左右，有一份重要电报必须尽快送往前沿阵地指挥所交给旅一号首长。这次又叫我骑着那匹马去送。临走前我准备了火柴和揉搓好的纸，若万一遇到危险情况可立即烧毁文件。我骑在马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朝着目的地前进，忽然发现前面远处有光亮，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马突然停步不走了，它用右前蹄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刨。我知道它这是在给我提供信号，我连忙定神观看，啊哟！是敌人用树枝扎的“鹿砦”，边上点着一堆一堆火，还有几个哨兵在转悠。我感到情况不妙，赶快调转马头就往回跑。敌人哨兵发现了即向我开枪射击，子弹从我头顶、身边嗖嗖地飞过。我跑了一段路之后，停下来辨别方向，绕道找到了指挥所，把电报给首长阅后签了字，就策马返回司令部，报告完成任务的经过。战友们说：“你真命大，两次危险都闯过来了。”事后想想我还真该感谢那匹通人性的神奇战马。
      声东击西连克数城
      1947年春节前，我们部队进行休整练兵，为新的战役作准备，同时放出消息“消灭敌五军过新年”。敌人信以为真，在驻地抢修工事，准备和我军打阵地战。我军避实就虚、出其不意，于大年初一从另一方向向敌人发起攻击，一举攻克成武、单县、巨野及嘉祥等多座县城。当敌人发觉上当时，我们已胜利凯旋向豫北进发。敌人不甘心失败，用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扫射，这时我正走在开阔地上，我快跑了几步，躲在一个坟堆后面与之周旋，它朝我打的时候我跑到背面，它扫射了几个来回才飞走。我站起来抖抖身上棉大衣上的土，只听得哗啦啦的响声，低头一看是飞机上打下来的子弹头，我又惊又喜地跑着去找部队，见了同志们，通信员小巩惊讶地说：“哎哟，你大衣上怎么出来好多棉絮呢?”有同志说：“好危险呀，这是子弹打穿大衣带出来的棉花，没伤着，你可真命大呀!”
      攻克汤阴活捉孙殿英
      1947年3月23日至5月28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展开了豫北攻势，共歼敌40950人，先后打下汲县、淇县等县城。汤阴守敌孙殿英依仗坚固的地堡和城防工事，负隅顽抗。我军采用坑道作业，从四面挖地道到城内。然后用炸药同时爆破，敌人全都缴枪投降。孙殿英是个大麻子，为了不让他跑掉，就把所有麻子都集中起来辨认。一个伙夫耐不住了，出来指着一人说：“他就是孙殿英！”孙就这样被活捉了，一年后病死于狱中。蒋军第二快速纵队，凭仗是全部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从新乡北上增援汤阴守敌。行至汤阴南滑县一带，就被我军包围了。此时我破译了敌人一份电报，电文是“鼓励将士固守，已令空军配合，定能歼此敌。”我立即将破译电报送给旅首长。我军提前于当晚发起总攻，将敌第二快速纵队全部消灭，司令李守正被活捉。我军文工团编成快板词：“汽车没有火车快，火车没有飞机快，快速纵队真正‘快’，没有牛车跑得快，一天走了三十里，陷进泥坑出不来，我军重重包围住，干净彻底被全歼，活捉司令李守正，军民欢呼唱凯旋。”
      战胜困难  坚持到底
      1948年5月初，我从一分区调到皖西军区司令部机要室二科任译电组长。此时形势日趋紧张，生活更加艰苦，有一次在霍山的诸佛庵遭到小股敌人突袭，人员虽无伤亡，可我的马被打伤落入河中，马褡子、行李、备用文具、日记本等全被水漂走了。从此以后，我晚上无被子盖，只得钻稻草窝。更艰苦的生活、工作还在后面呢。衣服脏了没有换洗的，夏天把衣服在河水边洗好，晒在岸上，人露着头躲在水里等衣服半干再出来穿上，大伙还风趣地说：“我们是大别山上的‘白毛男’呀。”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为防备敌人的侵扰，经常宿营在树林里，最紧张的时候住到了岳西的鹞落坪（只能落下鹞子的坪地）和舒城的猪头尖（现改叫万佛山）山顶上，忍饥受饿好几天。有时饿得受不了就到水沟里捞些小虾小鱼，山上采些毛栗子用石板当鏊子烤熟后充饥。除生活十分艰苦之外，工作也非常艰难。那时电报很多，白天还好办，晚上就更难，蜡烛用光了就用小油灯，有时还用松明枝照亮。铅笔用剩一小节，就套在竹筒上继续使用，纸张反复使用。军区政治部主任何柱成看到我们在缺笔少纸条件下工作，就批了六块光洋让买办公用品，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按照规定机要员有夜餐费，但是很难吃到夜餐，有的同志夜里工作饿得晕趴在桌子上。我有一次送电报给彭涛政委阅看，就在椅子上睡着了，政委把我喊醒时，晕得站不起来，可是大家不仅没有任何怨言，反而有坚定的信心和乐观情绪。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昂然力持大别山，风餐露宿湿征衫，缺衣少粮浑不怕，只为渡江搭跳板。”我军在全国各战场屡战屡胜，捷报频传，大别山周围的敌军陆续外调，形势很快好转。军区司令部从岳西山里转移到舒城九井、河棚一带。我们离开岳西时心里十分留恋那个青山绿水的小山村，我顺口哼了一首打油诗：“绿竹丛丛绕鱼塘，数间茅屋一村庄。门前鹅鸭呱呱叫，屋后流水潺潺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