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大反攻前的准备

编者的话：为了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对日大反攻的准备，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70年前，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召开了为期42天的第一届军政会议，并在会后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浙东游击纵队》一书对此段历史作了详细的介绍。本刊予以摘编发表。作者刘亨云（1913年~1992年），江西贵溪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3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浙东第一届军政会议，于1944年9月25日在慈北洪魏隆重开幕。浦东、金萧等边远地区和海防大队，也都派了自己的领导同志前来参加。出席会议的军政干部代表共100余人。
      六七月间，洪魏及其邻近的东埠头等地，还是我军与日伪军频繁交战的地区，如今已成了三北根据地的中心。八月上半月和九月上半月，我们在这里先后召开了全纵队的后勤工作会议、组织工作会议和宣教工作会议。这三次会议的规模都不小，部队多少天不动窝，周围据点中的日伪军岂有不知。宁静的早晨，他们站在高高的碉堡上，甚至还能听到我们的军号声呢！但敌人也对我无可奈何。
军政会议总共开了42天，直到11月5日才胜利结束。会议的大部分，都是在洪魏开的，移驻四明山区袁马继续召开，那已经是会议的后期了。正如谭启龙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所说的：“我们浙东部队从开始创立至今都是处在与敌伪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由于斗争频繁，过去，没有很安全的环境可以允许我们来开这样的大会。”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条件开这样的大会了。可以想象，我们的纵队领导机关，在敌伪控制很严的三北，驻扎一地达数十天之久，且又集中了那么多的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会议上，倘若不是形势对我空前有利，那是办不到的。同时，它也说明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是一次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大反攻准备的会议。
      这时的形势确实是令人鼓舞的。在欧洲战场，希特勒德国已临近灭亡。在太平洋战场，日军早已被迫转入防御，盟国军队正在日益迫近中国海岸，全面反攻阶段的到来，业已为期不远。日军为了挽救他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危机，重新发动了对国民党战场的进攻，一直深入到了贵州，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占领了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但是，敌后抗日的力量也有新的发展，进入了再上升的时期。我八路军、新四军，在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挺进到日军新占领地区，开辟了许多新的游击根据地，并开始了局部的反攻。

相比之下，我们浙东敌后抗日力量的再上升时期来得晚了一些。可是，我们毕竟也已经度过了前一段时间所遇到的重大困难，  “达到了今天比较稳定的局面”。随着盟军已步步逼近我国海岸线，浙东地区的战略地位显得更加重要了。区党委和纵队领导在大会期间，一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地认识这一点，清醒地看到日军在完全失败以前，对于沪杭甬三角地带及其沿海地区的控制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敌我之间的斗争只会更加尖锐，而不会缓和。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巩固与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浙东抗战……配合盟军反攻敌人，夺取沪杭甬等大城市，解放东南数千万同胞”。
      正是为了完成上述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积极迎接大反攻的到来，会议自始至终贯彻了延安整风的精神，开成了一次“团结自己，提高自己”的大会。诚如新四军军部当时所要求我们的：“真正做到团结无间并彻底改进自己的领导方法与作风……每个人放下包袱，以高度的原则性，深刻检讨自己的缺点与错误，虚心接受人家对自己的批评，以治病救人的精神来帮助人家，部队干部与干部，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均必须革除一切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的毛病，求得亲密无间。”为什么这样强调团结的重要呢?因为这是两年多来被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所一再证明了的，我们内部的亲密团结，是克敌制胜、战胜困难的法宝。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对于浙东敌后以往的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在来电中说，  “你们建立和发展了浙东根据地。在敌人‘清乡’、‘扫荡’中，在反顽自卫战争困难环境下，坚持浙东敌后斗争，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部队从数百人发展到数千人，威胁着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控制着重要的海岸，所有这些，证明你们的努力是获得巨大成绩的。”
      党中央、毛主席在收到大会发去的致敬电以后，给大会发来电报，要求通过大会100多名代表告诉浙东敌后广大军民：“你们的努力是获得巨大成绩的”，  “望你们努力杀敌，发展武装部队，扩大解放区”，“准备配合盟军驱逐日寇”。
      这使得全体同志受到莫大鼓舞。
军政大会以后，部队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整训。在此期间，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曾两次发布“开展部队大练兵的指示”；区党委也于11月15日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号召全体指战员“争取一切时间和可能，加紧整训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以迎接新的光荣任务”。
      作为纵队的参谋长，组织部队练兵，提高广大战士的军事技能，提高各级指挥员的军事素质，是一个一刻也不能忽视的重要任务。对此，同志们在首届军政大会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批评。大家认为，过去在军事上有一个重要缺点，就是没有抓紧一切机会练兵，  “我们的兵不精”。是的，从我的思想上来说，往往强调战斗频繁、部队长期分散、缺少整块的时间和相对安定的环境等等，认为很难搞什么训练。这当然是有它一定的道理，但很不全面。无数的事实促使我们思索：为什么在有些战斗中，部队的伤亡过大，又为什么在不少战斗中，弹药消耗较大，杀伤敌人却不很多。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们的战斗技术较差，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同志们批评纵队司令部不重视军事训练是很对的。根据训练前的测验，许多人不晓得什么是射击瞄准中的“三点成一线”；不会扔手榴弹的，也不是少数几个人，敢扔却扔不远、扔不准的，为数更多。有的连队，投弹达30米以上的只有8人，有的连队，投弹平均距离仅23.4米。论刺杀技术，那就更差了。

这次整训，对于纵队领导来说，那是下了决心的。无论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都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我们部队是11月上旬从三北移驻四明山梁弄地区的。稍事安顿，便于15日召开了干部和党员大会，由何司令作了大练兵的动员。紧接着，纵队政治部制定和公布了《战斗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条件及奖励办法》，并号召大家在练兵中开展立功创模活动。从组织上来说，自上而下，都建立了以党的总支委员会、支部委员会为核心的领导小组，并在《战斗报》上明文公布了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和各支队以及纵队直属部队的党总支、党支部成员的名单，以此加强各级党组织对练兵的领导，并取得群众监督。各部队还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地制作了必要的练兵器材，开辟了练兵场地。
这次练兵，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练兵中，贯彻了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的训练方针，在战术训练上突出了山地攻防，坚持了群众路线和军事民主，强调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要求首长亲自动手，创造典型，全面推广。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冬季练兵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那时，主要是训练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四大技术。 “打枪要打得百发百中，手榴弹要扔得又远又准，刺杀要使敌人无法招架，土工作业又快又好”，这成了指战员们自觉地行动口号。他们结合自身的战斗实践深深体会到：“革命部队的勇敢精神很好，打起仗来猛打猛冲猛追，就是战斗本领还不高，‘三猛’加‘四高’，仗仗能打好。”
      没有真刀真枪，要提高四大技术也是很困难的。我们纵队的几个领导人一起给后勤部兵工厂的同志写信，要求他们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制造更多的武器弹药支援前线。他们回信说：“战斗部队已经掀起了‘整训热潮’，我们要以‘生产热潮’来和战斗部队展开革命的竞赛”，  “只要原料和人工问题能够适当解决，部队所需的子弹、手榴弹、枪榴弹、地雷，我们可以保证供应，而且还要不断提高质量，使每一颗子弹、每一颗手榴弹都能发挥高度的威力”。他们所写的不是一封普普通通的回信，而是全厂130多个军工人员的誓言。
      说起这个兵工厂，我是去过几次的。工厂坐落在一条叫做白龙潭的偏僻山沟里。真是简陋得很啊！但在那时候，我们已经把可以调动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都集中到兵工厂里来了；凡是他们提出的要求，只要我们能够办得到的，总是竭尽全力地去办。就拿兵工厂的主任林邦许(林克光)来说，那是由三门县地下党组织特地挑选来的。这同志是个大学生，懂得机械，也有一些化学知识。副主任朱连根同志，是个老钳工，早在1941年，便是党领导的浦东部队的修械所所长了，他不但有熟练的技术，还有丰富的领导军工生产的经验。从诸暨请来的四个老师傅，专门负责浇注手榴弹铁壳。
      今天说起来，简直难以叫人相信。兵工厂所需的原料，大到机床、火药、钢铁，小到木炭和风箱中所需的鸡毛，统统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和部队的缴获来解决的。没有引擎，就从击毁的日军汽车中拆卸，由群众把它抬进山沟。缺乏钢铁，群众捐献破铜烂铁，并到杭甬公路两侧，搜寻早年被丢弃的钢轨，多少人为此下河入水，摸的摸，抬的抬。山区人民缺粮食，生活贫困，很少养鸡，连鸡毛也很难找到。三北的群众得知这一情况后，便收集了很多鸡毛，派专人送到兵工厂。至于地下党同志，为了从上海等大城市运来必需的机械、仪器和原料，更是历尽了艰险。
      正是这样一个由修械所逐渐发展起来的山沟兵工厂，到了1944年冬季大练兵的时候，已经能够自己制造手榴弹、子弹、地雷和三角刺刀了，为部队开展实枪实弹的练兵，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我们的兵工厂还造出了迫击炮弹。令人难忘的是，当他们造出第一枚炮弹时，由于受到设备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弹体不很光滑，留有一些细小的砂眼。结果，在四明山区徐鲍附近试射时，炮弹打出炮口不远便自行爆炸了，当场炸死炸伤兵工厂支部书记等七人。同志们含着眼泪总结了这一血的教训，又经过刻苦的钻研，终于造出合格的炮弹，源源送往战斗部队。
      正如兵工厂同志所说的，这是一场革命的挑应战和革命的竞赛。各战斗部队在练兵中，也涌现了众多的不怕困难，苦学苦练的动人事例，产生了数以百计的“神枪手”、“榴弹大王”和“刺杀英雄”。

这次练兵，确实体现了群策群力、同心同德的精神。同志们上山砍柴做木桩，自搓草绳做铁丝网。在自己动手开辟的操场上，鞍马、天桥、独木桥、壁障、碉堡、沙坑，一应俱全，看上去还真有点样子呢。练习射击所需的沙袋、三角架、靶子，全是土造的。依靠指战员的才智，我们还自己制造了瞄准具。
      从纵队司令部各科到各级参谋人员，无不全力投入练兵，他们制定训练计划，编写教材，下部队了解训练情况，及时总结先进经验，集中群众智慧攻克难点。政治工作人员，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了练兵场，还开展了群众性的宣传鼓动和文化娱乐工作。而且他们也都同军事指挥员一样，严格要求自己，既做好本职工作，也苦练四大技术，提高作战本领。三个多月的练兵，对于游击部队来说，是很长的时间，但这100多个日日夜夜，又是非常紧张的。我亲眼看到，许多同志在整训中反比行军作战时更为消瘦。部队军政素质的提高，无不凝结着干部的心血。
      在那些日子里，我走到哪里，哪里的干部都要向我“讨救兵”。救什么?就是要我去批评批评那些“不顾死活”，“不晓得疲劳”的干部战士。那时，干部碰在一起，不是研究怎样保持部队持久的练兵热情，而是怎样想办法劝大家休息，保证大家有充足的睡眠时间。我批评了，也劝说了，但不起作用。他们说，“参谋长，不是要迎接大反攻吗?谭政委讲话，要求我们不许有一分钟时间的浪费，要提高一百二十倍的工作精神，你怎么叫我们休息呀？”这样的干部战士，实在是太可爱了。
      同志们在练兵中进步很快。我看司令部挂着的表格上，标志四大技术进步的红箭头，每天都在上升。有一天，我赶去三支队，参加他们举行的墙报展览和排球比赛。不是要我劝同志们注意休息吗?我看三支队的这个办法很好，开展文娱活动，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可是，走去一看，看墙报展览的人和看排球赛的人都不多，却在另外的地方围了很多的人。原来，这里正在举行持枪瞄准的比赛。那架势也确实好看，各中队选派出来的代表，足有几十个。几十个人排成一列，一个个举枪直立。黑黝黝的枪管，红亮的枪托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无倚无托、三四公斤重的步枪，在他们的手上不颤不晃，就像托着根轻巧的木棍似的。五分钟过去了，不见一个人放下枪来。在场的人，谁没有见过持枪瞄准，谁又不是练了多少次，当兵的看当兵的，有什么好看呢?但是，场子上静得很，没有一个人乱动，连咳嗽的声音也没有。
      七分钟过去了，八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才看到有几个人陆续放下枪来。慢慢地，就只剩下一个人还举着枪了。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身后，计时看表的人也来到了他的身后。比赛结果，3连6班战士颜岳云同志夺得了第一名，瞄准时间，达到十五分钟。我还特地凑上去，挨到他的胸前听了听，他的呼吸一点也不急促。这可是真本领!南宋的爱国名将岳飞有个儿子叫岳云，是个很会打仗的小将，我们的这个同志去了姓，也叫岳云，这岂不是很巧！直到这时，场子上才爆发出一片呼叫声和鼓掌声，弄得排球赛也没人看了。
      缺乏攻坚的技能，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还不可能把提高攻坚能力作为军事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也作过一些努力。例如，通过反复钻研，我们曾经把两门迫击炮改制为“平射炮”，在50米左右的距离内，可以直接瞄准，摧毁碉堡。后来，在讨伐田岫山的许岙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轰轰”几炮，碉堡里的敌人慌了，说是  “不得了啦，三五支队有钢炮了”，促使敌人进一步动摇。
      总之，这次练兵，对于以后讨田战役的胜利，对于夺取浙东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都起了明显的作用。
      浙东首届军政会议以后，我们的敌军工作和大城市、交通要道的工作，也有了明显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