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对南京大屠杀的痛苦记忆

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是一个有着特殊经历的群体。他们在血腥的南京大屠杀中，在日军的枪口与刺刀下，与死神擦肩而过，侥幸存活。他们亲身经历了这场噩梦般的杀戮，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和亲人、难友的惨死，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是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伍长德：背上留下5寸长的刀痕

1947年3月，中国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判定：“12月15日下午1时，我军警二千余名，为日军俘获后，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饮弹齐殒，其负伤而未死者，悉遭活焚。”伍长德是这场集体屠杀中，从尸堆中爬出的幸存者。

伍长德是一名年仅27岁的交通警察。南京沦陷前夕，他把父母和妻儿送到了苏北，自己则因有公职在身，奉命留在南京维持秩序。日军进城后，伍长德与其他警察一起避入司法院难民收容所。按照国际公法，由国际委员会维持中立的难民区，应该受到保护。但是，在日本侵略军的刺刀与铁蹄下，南京城没有一块是安全的地方。

城陷的第三天中午，伍长德和其他约2000名难民，被一群日本士兵从难民区里赶出来，押至南京城西面的汉中门。日本兵命令大家面朝汉中门的门楼就地坐下，两名日本兵手中拿着一根长绳，一人牵着绳子的一头，从难民中圈出100多人来，强迫他们向秦淮河的河堤下面走去。在河岸西面，早已架好了12挺机关枪。随着领队的一声口令，12挺机枪“哒哒哒”地响起来。很快，这100多人便在硝烟弥漫中结束了生命。紧接着，第二批100多人又被押解到河边屠场接受行刑。屠杀生命的游戏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着。

到下午5点左右，伍长德被圈了进去。死神召唤到了他的头上。他被押上河堤后，知道自己已经在劫难逃，便情不自禁地向前紧走了几步，扑倒在乱尸堆上。就在这时，枪声响起，他被埋到了其他尸体下面。他后来回忆说：

因为我是冲着河岸方向脸朝下抱着头趴着的，通过背上的尸体，传来有人走动的压力。这时冷不防，我的背上挨了一刀，火辣辣地疼……接着，日军就放火烧尸，我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熬不住了，就趁着天黑，冒着危险，忍痛跳进了秦淮河。

死里逃生的伍长德，在水西门附近一座民宅中躲藏了10天，后来被人送进鼓楼医院，经过50多天才医好刀伤。不过，从此在他的背上留下了一条5寸多长的疤痕。这疤痕凝聚着血泪和仇恨，记载着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和残暴，是中国人民苦难、悲惨历史的见证。

伍长德于1946年6月18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说：

日本士兵用刺刀一次将100多人押出城门，还没出城门，他们就被机枪扫射，尸体沿着斜坡滚落到河里。未被机枪打死的人也死于刺刀之下。在我之前，有16批人（每批有100多人）在出城时被打死。

陈德贵：枪响前栽倒江中

在南京下关煤炭港长江河汊口遗址桥头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煤炭港遇难同胞纪念碑”斜卧在滔滔长江之滨，其碑文写道：“日军从各处搜捕我已解除武装之士兵及平民3000余人，拘禁于煤炭港下游江边，以机枪射杀；其伤而未死者，悉被押往附近茅屋，纵火活焚至死。”难民陈德贵曾从这场集体屠杀中死里逃生。

陈德贵避难在一所叫“和记洋行”的英商开办的鸡鸭禽蛋加工厂里，于12月14日被日军抓捕，与其他3000名难民关在煤炭港一座大仓库里。第二天清晨，日军将难民每10人一组，依次押出仓库屠杀。陈德贵在第三批被押出仓库。他后来回忆这段恐怖屠杀的情景时说：

当走到长江边时，我看到仓库背后的河堤上排列着30多个举枪的日本兵，我马上意识到屠杀就要开始了。当我站到水里，就在日军举枪射击时，我一个猛子栽到河里，潜游到对面，藏在倒在河里的火车车厢肚子里，亲眼看见十人一批、十人一批被日本兵枪杀。从早晨杀到傍晚，还有六七百个人未被枪杀，日本兵就把他们一起赶到河口，用机枪向他们狂射。

天黑以后，日军离开了，陈德贵从水中爬上来，捡了一条破毯子，裹在身上，睡在尸体中间。第二天，几个日本兵从栈桥桥头经过，发现他在抖动，朝他打了一枪，子弹从大腿穿过，左手无名指也被打伤。陈德贵忍受着饥饿和伤痛，在尸堆中度过了两天两夜。后来埋尸队来这里抬埋尸体，见他还活着，才帮助他脱离了险境。

煤炭港是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的屠场之一。3000名难民曾在这里惨遭屠戮，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在陈德贵的记忆中，深深地印刻着发生在煤炭港的一页惨痛历史。

梁廷芳：后肩窝打进了一颗子弹

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定：“同月（1937年12月）16日下午6时，麇集华侨招待所之难民五千余人，被日本兵押往中山码头，用机枪扫射后，弃尸江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中弹受伤，投身波中，与漂尸同流，得以幸免。”

梁廷芳系上尉军医官，当时服务于军政部第三收容所，并兼负担架队长之责。在南京城陷前夕，他与老乡白增荣一起，将收容所伤病官兵50余名送往后方医院后，即遵上级指示，更换便服进入难民区。12月16日，梁、白等人，被日军掳至华侨招待所空场，时人数计5000人以上。旋被集体押至下关中山码头江边行人道上。日军士兵将难民分批捆绑，待令枪杀。

梁、白二人心想，与其站着等死，不如跳江一试，于是便携手投入江中。他们在水中潜伏了三四个小时，并于慌乱中跑散。梁廷芳在水中遭到枪击，后肩窝打进了一颗子弹，后来趁着黑夜，勉强顺着水浅处爬上码头。他在江边一间草房中藏了三天三夜，没有食物，也没有水。经过漫长的饥渴和痛苦的煎熬，方才躲过这一劫难。他于战后曾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他说：

在屠杀持续了四个小时后，我和我的朋友决定逃跑。我们冲到江边，并跳了下去。机关枪向我们开火，但我们没有被打中。江边有一陡坡，我们发现水只有齐腰深，我们躲在陡坡下。阴影使得日本鬼子看不到我们，但他们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并打中了我的肩膀。

日军在中山码头的屠杀，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2点。梁廷芳身在被拘待刑的行列之中，亲身经历了发生在这里的恐怖屠杀。那凄厉的呼救声与僵卧在江边的大片尸体，永远凝固在他的耳边与脑海里。

梅福康：被弹片炸得满脸是血

日军在南京扬子江与秦淮河边进行大规模集体屠杀的同时，还在城郊街巷、农村中大开杀戒。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定，“在中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十五万以上”。村民梅福康一家七口惨遭杀害，便是这面广量大的零散屠杀暴行中典型的一例。

梅福康家住南京西南郊梅山村，1937年时17岁。这是一个贫穷的小村庄。一天下午，200多个日军开进梅山村，将年轻的妇女赶进一个房间，男人则被关进另一个屋子。后来，年轻的妇女趁着夜幕降临，逃到村外躲藏起来。日军见奸淫的目的不能达到，大为震怒。几名日本兵用刺刀逼着梅福康与他的祖母、父亲、二哥、外甥女、3个堂兄和4个邻居，总共12个人，围着一个小土堆，脸向外，排成一圈，并用布条把他们的手互相捆绑起来。梅福康后来回忆起这场残暴的虐杀时说：

待捆好后，日本兵就残酷地向我们这群人圈里扔手榴弹，在手榴弹爆炸后，还唯恐我们没有死，又凶恶地跑来，举起刺刀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捅几刀。可怜我的小甥女，因被刀刺痛得难忍，叫了起来，随即就被日本兵用手将她卡死。我本人的耳朵周围、颚部和舌根都被炸伤，又被捅了三刀：胸部两刀，屁股一刀。在这次受害的12个中，死了10个，最后幸存的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邻居；我家八人，七人惨遭炸死。

当时梅福康昏死了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周围已是一片寂静。村上6户人家的茅草房已经被日军放火烧成灰烬，自己身旁躺着10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他觉得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恐怖。横陈着尸体的村野，更显得荒凉和凄惨。重伤未死的梅福康，被哥哥和乡亲抬到附近山上，每隔二三天转移一个地方，过了20来天才脱离危险。他的舌头后来有二三年不能转动，话也说不清楚。他的身上和脑子里都留着对这场残忍屠杀的痛苦记忆。

王鹏清：子弹从头上擦过鲜血直流

由国际友人设立的南京安全区，本来应是安全的地方，但是，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所有南京城郊，都是他们的占领地，都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青年难民王鹏清亲历了一场发生在安全区内的血腥屠杀。

25岁的王鹏清是一名铁匠，从小以打铁为生。他原来住在珠江路北侧的居安里。这里紧靠安全区，南京城陷前，他们一家便搬到安全区内的古林路居住。大约在日军进城半个月的时候，一天下午一两点钟，来了四五个日本兵，说是要搜寻“便衣兵”。他们发现王鹏清手上有打铁留下的硬茧，被指为中国兵抓走。日军将200多名青壮年市民，用绳子捆住各人的手腕，四人一排联在一根绳上，押到安全区西部的虎踞关进行屠杀。王鹏清回忆起屠杀惨状时说：

到了虎踞关，我们被赶到一个凹地上，旁边有一个水塘，日本兵在四周居高临下架起机枪，几十个日本兵将我们围在中间。这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日军军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起向我们射击，一颗子弹从我的头上擦过，鲜血直流，我只觉得头上像挨了一闷棍，顿时倒了下去。

王鹏清倒地后，并未立即失去知觉，只是昏昏沉沉地听到有人用脚踢尸体的声音。不一会，他自己身上也被踢了一脚，这是日本在检查尸体中还有没有活着的人，他没有敢动弹。不久，便昏死过去。待王鹏清醒来时，已是深夜。他清楚地记得：“我从尸堆里爬出来，满身是血污。我顺着原路摸回家，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到家后我敲门，母亲起来开了门，她见我回来，又惊又喜，赶紧把我头上的血洗干净，敷上香灰。”他感慨地说：“这次总算死里逃生，侥幸活下来了。”

这场九死一生、惊心动魄的遭遇，给王鹏清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谨以此文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