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首个国家公祭日。1937年的这一天，侵华日军在南京开始实施长达40多天的血腥屠杀，使30多万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惨遭杀戮，发生2万多起奸淫事件，并大肆纵火、抢劫，使全市三分之一的建筑遭到破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许多的中国档案资料和幸存者、目击者的证言，以及日军官兵的日记、回忆，已经将这一暴行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文献资料中，有一批西方记者、传教士、商人、医生、教授和外交官的报道、日记、信件资料，更为令人瞩目。这些西方人士因为处于第三方的地位，其资料内容，更加客观、可信，因而对于回击少数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更具震撼力与毁灭性。
美国记者斯提尔：马路上积尸高达五英尺
在南京大屠杀中，居首要地位的暴行是屠杀。侵华日军在草鞋峡、燕子矶、煤炭港、中山码头、汉中门等地实施了2000人至5万人规模不等的集体屠杀；同时，还在城内各街巷、郊区各乡村进行了面广量大的分散屠杀。许多西方人士在采访、视察与保护难民的过程中，耳闻目睹了日军的屠杀暴行，并记录于他们的日记、信件与音像资料中。
最早报道日军在南京屠杀暴行的是一些英美记者。美国记者斯提尔于12月15日以“日军杀人盈万——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地狱般的四天’，马路上‘积尸高达五英尺’”为题，向《芝加哥新闻》发去电讯稿。当天该报即在头版刊登了这一消息，称：“我们撤离这座城市时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景象，是在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300个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我发现我们一行人不得不从堆积高达5英尺厚的尸体上走过去。”另一名美国记者德丁，则在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上，以“俘虏全遭杀害”为题，报道说：“记者在登上开赴上海的轮船的前一刻，在江边马路上看到200个男子被杀害。屠杀只花了10分种。日本兵使男人们在墙壁（城墙）前排成一列，加以枪杀，然后许多拿着手枪的日本兵，乱七八糟地在中国人尸体周围毫不在乎地用脚踢，如果手脚还有动的，就再给一枪。”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曾以自带16mm摄影机偷偷拍摄了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记录影片。其2号影片的解说词中说：“成千上万的平民也被这样用绳索捆绑起来，驱赶到下关的扬子江边、众多的小池塘边的场地上，在那里他们遭到机关枪扫射、刺刀砍杀、步枪齐射，甚至被用手榴弹处决。”其3号影片的解说词称：“这个抬担架的人和一大批中国人被带到江边，他估计有4000人，他们在那里被日本人用机关枪扫射。”
美国传教士史德蔚在日记中描述了大批放下武器的军人与市民被日军捕杀的情景。他写道：“多数情况是这些人被带往江边，100人一起，用机枪扫射，尸体就倒入江中。起码有两三次是成群的人被绑在一起，浇上汽油再点火燃烧。城市陷入日本人之手时，有约6万至7万人丧生。”另一名美国传教士贝德士也记录了与上述相似的内容。他在一篇提供给报刊记者的新闻稿中写道：“日军迫使当地警察，从安全区一所建筑物内挑选400个男人，捆绑成50人一组，在步兵和机枪手的行列间行进。他们的命运留给目击者的解释是毋庸置疑的。”
日军的血腥屠杀，使南京长江边和河沟、水塘里布满了尸体，城内的大街小巷中也尸体横陈。一些慈善团体和市民群体纷纷行动起来，对数量巨大的遇难者尸体进行掩埋。这些掩埋的记录，成了揭示这场历史罕见的大屠杀的铁证。由西方人士为主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也参加了埋尸工作。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载明：“例如，2540元用于红卍字会进行的必要的掩埋工作，埋葬4万多具无人看管的尸体。在40天的时间里，这项工作雇用了近170人。”
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 2万多名妇女被日军强奸
日军对南京妇女肆无忌惮的强奸，是南京大屠杀暴行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强奸暴行还大量发生在受西方人士保护的安全区内。在许多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中，记录了他们亲眼目睹的日军强奸暴行。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呈交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称：“南京陷落后一个月内，2万多名妇女被日军强奸。”他的这一说法，后来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引用。《判决书》认定，“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城里发生了将近2万起强奸案”。
美国传教士索恩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日军在南京“成百地公开强奸妇女和少女”。他写道：“有一名妇女在弗兰克家被强奸……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一名少女遭到17次的强奸……每天每夜都不断有案件发生，数量达到数百起。人们几乎难以用语言来描述这些恐怖的案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菲奇曾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家里的所有女人都被奸淫了，如有抗拒就吃刺刀，即使老至60岁、幼至11岁的女人，无一幸免。这些女人都在南京12月阳光之下，被剥得赤裸裸的公开干。有的四肢被割断了。远听门户洞开的屋里传来女人的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西方人士在鼓楼医院接触到了大量妇女遭受性侵害的案例。有一位在鼓楼医院治疗的18岁姑娘，她在被两名日本士兵轮奸后染上了性病。美国传教士马吉在其拍摄的影片中收进了她的画面。马吉指出：“全城像她这样的人有几千名。”另一名因被日军强奸而患了性病的妇女，为鼓楼医院救治。医院的外科医生威尔逊就此向国际委员会报告说：“12月13日，日本士兵抓走了她的丈夫，她被带到城南某处，并被关在那里。她每天被强奸7～10次之多，只是夜里才让她睡一会。她染上了3种性病：梅毒、淋病和软下疳，这几种病非常厉害。”19岁的孕妇李秀英，因反抗3名日本士兵的强暴被刺杀而受伤住入鼓楼医院。
在国际委员会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中记载：“12月19日下午，一名日本士兵在美国学校（五台山）试图强奸一名怀有6个半月身孕的19岁中国女子，当女子反抗时，日本士兵手执匕首或是刺刀向她袭击。该女子胸部和脸部有19处刀伤，腿上也有数处刀伤，下身有一个很深的刀伤，胎儿的心跳已经听不见。”对于日军在南京无休止的强奸暴行，凡耳闻目睹的西方人士，无不表示极大的愤慨，予以强烈谴责。美国传教士麦卡勒姆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从未听过或见过如此暴虐。强奸！强奸！强奸！我们估计每晚至少有1000起案件，而白天也有许多。”德国外交官罗申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指出：“凌辱和强奸妇女和幼女的行为仍在继续。日军在南京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
美国传教士贝德士：所有商店都被劫掠一空
日军士兵在南京大肆屠杀、奸淫的同时，还恣意抢劫商店、民宅的财物，甚至连外侨、外国使馆的财产也在掠夺之列。
南京市内的各商店成了日军抢劫物资的首选目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和其他外侨，都亲见日军在南京城内抢劫商店的暴虐情景。拉贝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每10人～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用来将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侨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城市里的每栋房屋……都遭到日本士兵的反复洗劫。南京没有一家商店幸免，除了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和一个军队商店。大部分商店被自由行窃之后，又被成群乘坐卡车的日本士兵抢劫。通常是在军官的指挥下，有计划地洗劫一空，然后纵火烧毁。”
国际委员会委员米尔斯在一封家信中说：“在南京的日本兵几乎没有放过这座城市里任何一座住房或者说任何类型的建筑物，他们进入并洗劫了几乎所有的房子或建筑物。”另一位国际委员会委员贝德士曾致信日本大使馆，指出：“在整个城市，居民们的食品和现金财物都被日本士兵洗劫一空，这些人已经被逼到了绝望的境地。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人，他们的衣物和被褥也被日本士兵劫走，这些人因寒冷而患上了疾病。”贝德士教授在一篇提供给报刊记者的新闻稿件中这样描述南京城遭抢劫后的惨状：“全城成千上万私宅、有人住的和空着的，大的和小的，中国人的和外国人的，都一律遭到抢劫。许多难民营和庇护所内的难民的有限现金和值钱物品在大搜捕时被抢走；大学医院职工的私人金钱和手表被夺走，还有护士宿舍中的财物遭劫。”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在一份报告中如此描述日军的抢劫行为：“他们抢走难民（穷人中最穷的人）的大米，凡是能拿走的粮食储备他们悉数掠走，他们还抢棉被、衣物，以及手表、手镯。一句话，凡是他们觉得值得带走的东西，就全部抢走”，“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士兵在后面用枪逼着苦力拖运偷来抢来的物品。拖运的工具有童车、手推车、驴子、骡子等等，总之，凡是可以找到的东西都用上了。”
为所欲为的日军，不仅蛮横抢劫南京市民的财物，而且连外侨、甚至外国使馆的财物，也无所不抢。美国传教士米斯在致日本大使馆函中表示：“在南京几乎所有美国住宅都被日本兵闯入并拿走室内物品。更有甚者，竟有人闯入大使馆住宅，三番五次欲盗走使馆车库和院内的汽车。”一位西方传教士于12月24日向日本领事馆报告了日军士兵对美国大使馆造成的损害。报告说：“23日晚，武装的日本士兵至少4次进入了大使馆的院落。他们擅自开走了3辆汽车，同时还拿走4辆自行车、2个煤油灯和数只手电筒。另外，在一名军官带领下的队伍对使馆的雇员进行搜身检查，抢走了大约250美元现金以及手表、戒指和其他个人用品。”
美国医生威尔逊：超过一半的城池被烧光
攻陷南京的日军，为销毁抢劫财物的罪证，大肆纵火焚烧商店、机关与民居，使许多繁华的街道，变成废墟。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亲历了全城大火的悲惨景象，因而南京城市遭遇人为纵火的劫难，也成了他们经历中的一种痛苦的记忆。
美国医生威尔逊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慨叹：“到目前为止，超过一半的城池被烧光了。”他说：“每个商业区都被点上了大火。我们这群人确实看到他们在几个地方放火。昨天回家吃晚饭前，我数了一下，有12处火场。今晚同一时间，我数了有8处。其中几个地方包括了整个街区的房子。我们附近的大多数商铺都被烧光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米尔斯在信中告诉妻子：“日军进城以后没有一天不在某个地方纵火，常常是不止一处。”
国际委员会司库克勒格尔在1月13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整个城南夫子庙地区，主要商业街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珠江路就是这样被掠夺一空纵火焚尽，现在轮到了中山路。这种有组织的纵火开始于12月20日，自那以后一直到今天，没有一天晚上夜空不被火光映得通红……全城估计约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房屋被烧毁。”
日军在肆虐纵火的同时，还用种种方法阻挠消防队员前往施救。拉贝在日记中清楚地记述了这种情况。他写道：“我们房子的南北两面都发生了巨大的火灾。由于水厂遭到了破坏，消防队员又被日本士兵抓走了，所以我们爱莫能助”，“日军士兵纵火点燃了平仓巷16号的房子。施佩林和安全区消防队的一名官员赶往火灾现场，但是无法救火，因为我们的水泵和所有的消防器材都在几天前被日军士兵抢走了”。对此，亲临现场的国际委员会委员施佩林指出：“在南京安全区，我们原来有两个组织良好的消防站，一个在鼓楼，另一个在大方巷，可惜我们的消防龙头和消防车都在日本军队进驻后被他们征用了，因此我们在遇到许多火灾时束手无策。”
对于日军在全城纵火造成的严重后果，据国际委员会委员斯迈思所作调查统计：全市房屋有24%毁于纵火焚烧；城外有62%的房屋被烧毁，通济门外被烧房屋高达78%；在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和六合（半县）四个半县中，共有30.08万间房屋被毁，占这些地区房屋总数的40%，其中多数是被烧毁的。
侵华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暴行，给居住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激起了他们的强烈愤慨。德国驻南京外交官在给德国政府的报告中称： “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报告将一手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日本侵略军称为“兽类的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