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王述先与泰东医院

1941年农历7月，山东掖县平里店镇 “泰东医院”发生一桩骇人听闻的惨案，我的父亲王述先医生和我的母亲程桂芝、长兄王文绪及医院工作人员徐玉兰四位共产党员，同时惨遭日寇杀害。

父亲王述先，1896年出生在书香门第，祖父王镇行是位乡村私塾先生，学的是西医，且擅长外科。祖父母育有四男二女，父亲排行老三，从小在掖县和济宁教会学校读书，后到济南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到本县平里店镇开设私人诊所。其时，当地医生多是传统中医，有许多急病顽症需要用西医方法治疗，如做手术、打针、抢救等。西药见效快，很受人们信赖。父亲医德医术好，对病人认真负责，给穷人看病往往是少收或不收费。有的病人无法到诊所就医，他就骑上摩托车到病人家里看病,有病的人就愿找他诊治，所以在当地很有名气。诊所里有不少颂扬的匾额，如“仁心高术”、“华佗再现”、“治病救人楷模”等，都是一些得过大病被治好的人家,为感恩而赠送的。

母亲程桂芝生于1905年，我的外祖父程勤求，是个资深的厨师，长期在俄罗斯海参崴工作，受俄国社会习俗影响，坚决不让两个女儿缠足，执意培养女儿,定要供她们读书识字。外祖父极力支持，使母亲能够到掖县、潍县上学并学了护士专业，通晓英语，受到较好的教育。经人介绍，她应聘到父亲诊所工作，后两人结婚，育有五子。

1934年，家里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大事，父亲被土匪绑票，匪徒声称要交出一千块大洋才能放人。家里上哪里去弄这么多的钱，只得哀求中间人从中说和。最后绑匪说，交足五百块马上放人，否则就撕票。不单是家里，亲戚朋友也都万分着急。救人要紧，大家想方设法东借西凑，筹足了五百现大洋，将人赎了出来。经过这次被绑架的打击，父亲感悟到社会没有公道，人民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没希望，个人没前途，指望国民党和军阀们去建立公道的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的朋友中有许多早年投身革命和思想进步人士，对父亲的影响也很大，所少泉是其中之一。他主持正义，办事光明磊落，为人忠厚谦恭，乐于助人，在当地有很好的口碑。从1932年起，他被农民选为永旺乡“农民代表协会”负责人。“农协”虽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官方认可的群众组织，但实际上领导机构主要负责人均是共产党人。所少泉则利用其合法地位，积极宣传推行我党政策，替乡亲们说话，组织领导群众与当地政府进行说理斗争，维护农民利益。他年轻时多次出国，见多识广，其亲朋好友也多是正派刚直、具有爱国情怀的进步人士。日寇统治时期，所少泉是我八路军人民政府第四区区长。由于受到周围思想进步人士影响，父亲要求革命的愿望也日渐强烈。

1936年，正值革命艰难时期，父亲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还积极启发引导周围政治可靠、思想进步的人参加共产党。母亲和徐玉兰也于1938年参加了共产党。
1938年春，日寇铁蹄踏进胶东大地，掖县沦陷，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日本鬼子和汉奸横行霸道，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民不聊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人民武装风起云涌，抗日烽火遍地燃烧。但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我抗日部队极端缺乏医护人员，特别是技术高超、擅长手术的外科医生。党组织决定派父亲去八路军抗日三军(三支队)参加医疗救护工作。他毫不犹豫地关闭了维持生计的诊所，随即撇家舍业，义无反顾奔向战场。

1939年秋，掖县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和地方武装工作队（武工队），在作战中很多受伤人员无法救治，有的眼睁睁看着他死去。有些伤员急需进行手术治疗，有的还要住院才行。当时急需建立一个表面上没有政治色彩，实际上为抢救我挂彩伤员的“地下”医院。按照组织上要求，父亲回到平里店，开办了“泰东医院”。

医院建立后，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手术器材和药品，父亲通过可靠的同学关系寻找能搞到药品的商人,千方百计买药买手术器械。有时连敌人也得利用上，有个汉奸头目得了花柳病到医院看病,父亲说：这病能治,但最有效的药是德国的“914”。我这里只有两针了，还是战前买的，要治好病得打很多针才行，现在日本人管得紧，什么药都难买到。你有办法，为了你的病也为我的医院，务请帮忙想办法买些药品。这家伙急着治病，果然爽快答应了。因为得“杨梅大疮”很丢人，他也不敢声张，还真的按父亲开的单子偷偷地买到一些药品和器械。

医院里常有化装成平民百姓的“病人”来治疗。多数病人经过处理后，拿些药就走了；少数必须住院治疗的，多为需要做外科手术的枪伤重病员。住院时，必须事先与病号统一好口径，如姓名、年龄、何种内科疾病等（绝对不能暴露枪伤病情），以防敌人盘查细问。这个表面风平浪静的“泰东医院”，紧张而高效地运转着，使很多伤员重返战场，一些重伤员因为得到及时有效的抢救，挽回了生命。

院内工作人员可靠，保卫、保密措施缜密周全。平里店是个大镇，商业和手工业较其它乡镇发达，并有电报局和邮政所。当时有两条大街，前后街商户甚多，且常开集市，过往出入人员频繁，十分利于我伤病员进出，医院安全状况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入院伤员大都经快速处理后，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为了完成党的任务，父母无私无畏，甘当无名英雄。尤其是母亲，除辛勤工作外，还要照顾吃奶的婴儿和四岁的孩子，无论家庭多么困难，工作多么艰苦，环境多么险恶，她承载了常人难以承载的重担，不愧是一位伟大可敬的母亲。

1941年9月6日，驻平里店据点日军根据叛徒侯锡明提供的情报秘密设伏。这天正是农历7月15日“放河灯”节，当地有家人团聚的习俗。父亲长期做地下工作，养成了保持高度警惕的习惯。除了襁褓中吃奶和年龄太小、无法寄托给别人照料的五弟、四弟外，其余较大的二哥和我都不放在身边，以防万一。大哥王文绪，15岁就离家参加了革命并已入了党，是党的地下交通员。被捕当天，他正好到“泰东医院”交换情报，以致让日寇多抓了一人。这天晚上11时许，被捕的共有六人：王述先，程桂芝，长子王文绪，四子王文绥，五子王文络和医院工作人员徐玉兰。深夜，十几名日本兵和一个翻译绑押着他们（程桂芝由于抱着五子、领着四子未被捆绑）去鬼子据点。路上碰到一个打更的人，鬼子嫌小孩哭闹，走得太慢，叫翻译对更夫说：“你将这两个小孩送到新民会去，听明白了吗？”“是，是！”这位打更人一边应付着鬼子，一边在想：这些被五花大绑的人，都是本镇王大夫家里的人，被鬼子抓了，一定是出了大事。“新民会”是认贼作父的汉奸窝子，如果把孩子送到那里，岂不等于往火坑里扔吗？我不能做这伤天害理的事情。幸好更夫知道王大夫妻子是柳林头村的，连夜把孩子送到了八里地以外孩子的姥姥家。打更人叫徐松，他冒着被鬼子抓去杀头的危险，成功地挽救了两条生命。为斩草除根，敌人追查两个孩子下落，是那些不知姓名的好心人从中帮助，才使鬼子的阴谋没有得逞。徐松是个普通的农民，有颗慈善之心，嫉恶如仇，为救孩子置个人和家庭安危于不顾，真切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爱憎分明的优良品格。我们永远感激这位正直善良的救命恩人。

我们活着的几个兄弟，在一起回忆往事时，每当讲到日本兵叫更夫把五弟、四弟送到“新民会”时就会想，父母当时该是什么心情？尽管他们自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眼看着两个年幼的儿子要被送到“新民会”去时，心如刀剜，其痛苦心情难以想象,亦非世人所能体会。作为烈士遗孤，我们想到此情此景，怎能不为之伤感动容！

“泰东医院”被敌人破坏，完全因为叛徒侯锡明所致。时任掖县县委书记的王磊，得知此事非常重视，当即严令六区委,必须立即采取一切措施除掉叛徒。侯锡明满以为自己的叛变行为做得天衣无缝。尽管他和老婆住在戒备森严的鬼子据点里，但也没能逃过我党组织严密的锄奸法网。仅仅七天，侯锡明和他老婆被八路军处决了！

父母牺牲后，外婆一人实在无法照料这么多孩子。一岁的五弟还在吃奶，四弟才4岁，我是老三也只有7岁；最大的二哥12岁。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共产党员所少泉，他得知我父母被日寇杀害后, 首先想到是赶快安置烈士遗孤，解决他们面临的生活问题。当找到我外婆家时，见到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艰难，外婆由于受到极度刺激，精神失常，成了疯人，都靠街坊邻居在照顾老人和孩子。我的二伯父闻讯及时赶到，经商量，少泉伯伯当即答应将襁褓中的五弟和我领走；二伯父将四弟和二哥领走。至于对外婆的照料，好心的乡亲都愿意帮助，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万幸的是后来外婆的病情日渐好转，半个多月后生活已能自理。

为了我们的安全，少泉伯伯请村里可靠的青年所林广（后来知道他也是党员）帮助，村上只要得知鬼子要来“扫荡”，所林广就负责领着我逃离，虽然成天生活在恐惧之中，却保证了安全。为了让五弟能吃到奶，少泉家伯母就在村里找哺乳期的妇女要点奶，只要能想法子别让孩子饿着，就是她们全家最大的欣慰。一个婴儿的吃喝拉撒及生病，真难为伯母一家了。二哥王文综（后改名王浩斌）先由二伯父请人帮助到掖县城学徒。少泉伯伯得知后觉得不妥，在县城里学徒太危险，一旦暴露身份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决定也把二哥接到他家，继续上学。直到1944年秋，王浩斌参加了八路军。不要说我们给少泉伯伯家带来的经济负担，光就造成的精神压力该会是多么沉重。为救助烈士的遗孤，他们夫妇始终置个人危安于不顾，被日本汉奸知道绝对是灭门之罪。所少泉以自己的行动凸现了共产党人的风范。

我在少泉伯伯家上了一年多学后，才回到了外婆家，他看到我们生活极其困难，随即找到八路军掖县三区人民政府，请区政府设法帮助。区政府爽快地答应每月给外婆家补助二升（30斤）粮食，才使我们能勉强渡过难关。我也于1947年春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四弟王文绥于1953年春参加了工作。五弟王文乐在少泉伯伯家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时，才回到外婆家。他也于1960年夏考入人民解放军空军航校。兄弟们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哥王浩斌参加八路军后,一直辗转在胶东大地, 尽管年龄很小, 但为父母报仇雪恨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为打击日寇侵略者,他从不畏惧艰险的战斗环境,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日本投降后，二哥转战东北，很年轻就担任了电台领导，解放战争中随东北野战军一直打到湖南衡阳。由于政治可靠，思想、技术较好，他被选调到北京，在总参谋部三部工作。

我作为日本鬼子侵略战争的亲历者、目睹日寇肆意宰割蹂躏中华民族的见证者，有义务告诉今天的人们，作为有志气的中华儿女，务必以史为鉴，千万不要忘记那段惨遭日寇杀戮凌辱的历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