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是每个公职人员人生都要经历的最后一坎。但男人和女人不一样，传统上女人退休可能是一种解脱，从大家回到小家，自然而然；而男人则不同，对于一个从不谙于家务的男人来说，要是一退退到灶台边，掉进家窝肯定是“死路一条”：生活不习惯，心态不平衡，什么毛病都会接踵而来。
我倒没有此“厄运”，40年的工作生涯、多岗位履职，积累了丰富的人脉，不怕没事做。
2008年初，我行将从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届满退下，已经有多家单位找上门来要我去发挥余热。这时，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第一会长杨彬同志“三顾茅庐”，苦口婆心动员我去接替年事已高的老同志任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法人代表。对于我，这是个完全陌生的岗位，但是，对于他的盛情，我无法拒绝，因为杨主任是我由衷尊敬的省级老领导，特别是当年我向足坛腐败开战，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对我表示支持的老领导，现在他工作上遇到困难，我怎能不伸出援手？再说我也是新四军的后代，也有感情有责任传承革命传统和“铁军精神”。就这样，我来到了这个平均年龄在75岁以上而我还算相对年轻的新集体，在这里我找到了新的精神家园。
安贫乐道是新四军研究会的最大特色。在浙江全省有新四军活动过的42个地区建立了新四军研究会，会员7000多人，光省会就有4000多人。他们中80岁以上的多为老红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老战士，70岁以上的多为退休老干部、转业军人、老教授、老教师、老职工，多数是新四军的后代。研究会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为研究会提供基本的活动经费、办公条件，但条件仍然很艰苦。办公桌椅、文件柜是机关淘汰下来的，经费也常捉襟见肘，除少数几个驻会人员有少量补贴外，都是义务劳动，并且每逢救灾，大家都慷慨解囊唯恐落后。物质是匮乏的，但精神很富有。在物欲横流的当下，这里几乎每天都有许多感动。研究会的基本任务，一是军史研究，收集、整理、编写军史；二是革命传统和“铁军精神”宣传，会内设有学术委员会、革命传统宣讲团、合唱艺术团、书画院，办有会刊《东南烽火》。负责学术研究的老同志不顾年岁已高，不甘寂寞，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整理、鉴别史料，爬格子，乐此不疲。不论盛夏寒冬，都有人来到研究会，或交文稿，或讨论专题；老战士穿着新四军军服，戴着军功章，到学校、军营、监狱、社区宣讲，不用接送、不吃请、不拿酬金，令人肃然起敬。每逢政治学习，老同志们都非常认真，八九十岁的也是常客，行动不便的由家人搀扶、坐轮椅来，讨论发言都事前写好发言稿。这样的执着，这样的认真，这样的会风，我在以前的工作岗位上很少见到。
我担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是协助会长主持日常工作、安排活动计划，协调各方，服务会员，起草每年一次的全省理事会工作报告。这里有看不完的史书史料，填补了我的历史知识空白。研究会高度重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集体学习常要做中心发言，有时还要做大会辅导报告，这对我的学习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出于工作的需要，我要比别人多学一点，学深一点，学好一点。半天上班半天休息使我有较多的时间看书看报。这个年龄上，小说已经看不下去，喜欢看的是哲学类、历史类、时政类的书报，凡资料性、史料性、知识性的，我都摘录在电脑里和本子上。文学的思维是演绎法，从抽象到细节到形象；哲学的思维则相反，是归纳法，从具体形象到抽象。我习惯于哲学思维。一个人在小河边走路，没有干扰，边走边静静地思考问题，形成观点，回家将它们储存在电脑里，用时只要信手拈来。每逢要做个报告或讲个话，我也总是在几天前利用走路时，边走边用哲学思维打腹稿，到会上就胸有成竹了。所谓的出口成章，其实是平时积累的结果，厚积才能薄发。
我在新四军研究会6年来处于半退休状态，每天5点半起床，打一个小时网球，洗澡、看报、吃早饭，8点半上班，下午基本在家，午睡半小时，看书、上网、写点文字，傍晚走路，晚上看电视，和三代亲人海阔天空，十点半睡觉，这就是我的每一天。周末有机会打打桥牌，一动一静，乐不可支。除了新研会，我还有其它社会兼职，只要兼顾一下就行。我的付出是为大家服务，而收到的回报是从老前辈那里得到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对国家的无比忠诚，得到的是和前辈、同辈、晚辈的沟通和友谊，是知识的不断补充，是心灵的净化和升华，是心情的愉悦，是精神世界的充实，是身体的更加健康。这就是我的价值观。“富贵于我如浮云”，不必老来还为钱去奔波。物质富裕，精神富有，才是理想的人生，完美的晚年。我将以此为信条，在常青的精神家园里，走完我的人生路。
（作者为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