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冬，我应召来到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钟民的住地。钟老紧握我的手，提起了40年前的往事：“1946年严冬，我派你带领武装小组，三过封锁线，三渡运盐河，三进油坊头，仗打得艰苦，任务完成得出色，说明我眼力好，人选得准！”紧接着，话锋一转，他又说：“市委要我当老干部大学校长，我提议调你协助我办校，听说你不太愿意？”稍等片刻，钟老谈了他亲自拟定的办学宗旨。我只是点头，无言相对。怎料工作调动，已成定局。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离开上海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一职，调任上海市老干部大学常务副校长，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发展老年教育是治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20多年来，我始终矢志不渝，热情如初，老年教育工作已成为我生活中不能割舍的重要部分。
学校初创时的办学条件比我预想的差多了，只有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一张写字台几个人合用，每人只分用一个抽屉，背靠桌，桌顶背。办学设施如此简陋，是大家始料不及的，好在我们都有思想准备，若与战争年代相比，条件要好多了，何况大家相处愉悦和谐，走的是简办重效的办学之路，做的是老干部们翘首期待已久的事情。当时，我满脑子思索着尽快铺路起步，开好头，争取领导的重视和关心支持。在办学过程中，市委领导们有求必应，有请必到。1987年2月，吴邦国亲临开学典礼大会，祝贺发言，并授予由江泽民题写校名的校牌。之后，钟老和我向江泽民汇报大学工作，受到充分肯定。1989年1月，江泽民还应邀来到市展览中心大会堂向全校作了专场报告。钟老健康欠佳时，曾嘱我要多向市委领导报告大学工作。1993年3月，市委领导陈铁迪兼任上海市老干部大学校长后，运筹帷幄，续写辉煌。
办学伊始，首先要解决师资问题。我借助上海高校多、名师多的优势，实行国际通行的客座教授制，同高校建立横向联系。经过酝酿、磋商，于1989年11月成立了由有关高校和部门共19名领导成员参加的上海市老干部大学校务委员会，我为常务副主任委员。被聘请的单位有：市教委、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医科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社科院等。为与大学专业挂钩，我登门分别向复旦大学和华师大的谢希德和袁运开两位校长求援，他们不仅满口允诺，还亲自推荐。在庄重的受聘仪式上，教师们接过聘书后满心喜悦，表示能有机会到老干部大学来讲课，是一种荣誉，是党对自己的褒奖。于是，仅仅个把月时间，老干部大学就建立起了一支资深、理想、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
上海市老干部大学受其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多渠道、多形式办学，扩大覆盖面应运而生。我们几乎跑遍了所有具备建校条件的区、县、局及驻沪三军，向领导层呼吁、宣传办校思想，协同部门解决办学过程中的问题。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各部门的老干部大学纷纷成立，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可喜态势，当时建成开课的就有26所。我还率小组“走出去”也“请进来”，向江浙等邻近省市的兄弟校结对召开片会，交流、学习、取经。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于1988年12月成立，我任该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增强与各地兄弟校的接触，提升办学水准。
同行合作，优势互补，是事业兴旺发达的成功之道。上海的老年教育要向深层次发展，也应仿照行业协会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个动议，得到了上海老年大学、上海老龄大学、上海市退休职工大学的积极响应，一致同意由上海市老干部大学牵头，筹划成立“上海市老年教育协会”。经过申报，多方联系，1993年10月，协会终于被正式批准成立。大家把此举称作上海老年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老年教育是人类终身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彰显出人类的文明进步，与构建和谐社会称得上息息相关。中国虽是发展中国家，却办起了世界上覆盖面最广，入学率最高，课程设置最多的老年人学校。我在1989年11月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老年教育国际研讨会时，曾发表了个人的若干建设性想法。我多次出席北京、武汉等地召开的国际老年教育讨论会，还远涉重洋赴加拿大参加第三年龄国际老年教育讨论会。通过参与国际活动，我深感我们的老年教育绝不能单走传统教育的路子，还要走社会化道路，走创新之路，尤其要革新观念、体制、机制。空中老年大学不失为创新之举，互联网更使老年教育别开生面。
1994年11月，我顺应学员们要求深造、提升的渴望，发起成立了东方艺术院，列为市老干部大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被推选任院长至今。
我与老年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已逾20年。我于1997年离休，当时，年届75高龄。我将永续前志，倾心老年教育事业，把好事做实，实事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