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难忘

2006年是解放战争爆发的60周年。苏皖边区是阻击来犯蒋军，首先打响自卫战争的地方。当时，我和我的爱人王维，在边区首府淮安从事新闻工作，亲闻、亲见、亲历的若干事情，觉得应该写下来。
　　短暂的和平时期
　　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订停战协定。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一位领导同志给干部作报告，他说，我们前线战士枪膛里的一颗子弹，退下来了，和平实现了。听的人一片掌声。就在这个时候，分局召开华中工农青妇代表会议，部署发动群众，进一步做好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工作，发展生产。也在这个时候，江淮大地广大城乡人民，欢欢喜喜地过了个祥和的春节。三四月间，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在淮阴召开华中宣传文教会议，部署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会上传来“到全国去办党报”这样鼓舞人心的喜讯，还听说党中央要搬到两淮(淮安、淮阴)来，已经有人来看过房子了，又说什么要和国民党隔江(长江)竞赛，等等。一时间，好像和平真的实现了。
　　对形势的估计太乐观了。华中宣教会议刚结束，就发生了“中原突围”和皮(定均)旅转移到苏皖边区的事情。紧接着，苏中沿江地区形势紧张，《新华日报》(华中版)和新华社华中分社着手组织记者团上前线。社长范长江要从报社编辑部主任史乃展和盐阜(淮安)支社社长王维两人中调一个到前线记者团去。王维说自己是记者出身，由他去。史乃展说他还没结婚，王维的爱人杨琪华已经怀孕，需要人照顾，还是由他去。最后长江同志决定由史乃展同志去。
　　在运动战中大量歼敌
　　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苏中地区大举进攻，我华中野战军奋起自卫。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华中分局迅速对干部进行“破除对美蒋幻想”的思想教育，通过学习，认清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决心以自卫战争打退蒋军的进攻。这次战役（苏中战役）在粟裕司令员、谭震林政委指挥下，从7月13日开始，到8月31日结束，连续作战七次，七战皆捷，共歼国民党军六个旅和交警大队等共5.3万多人，被誉为“七战七捷”。
　　国民党反动派虽然一开始就碰了个大钉子，但自恃力量仍占绝对优势，又派其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张灵甫部)，扑向我苏皖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的淮阴、淮安两城，遭到我守城部队坚决抵抗。这时，《新华日报》（华中版）和新华社华中分社，迁出淮阴市；我们新华社盐阜（淮安)支社和《盐阜大众》报社一起，也从淮安城迁到涟(水)东县农村。支社的几位记者外出采访，我与骆静婉作为编辑，编发记者和通讯员的稿件，供《新华日报》(华中版)刊用。不久，守卫两淮的部队在完成阻击敌军的任务后，撤出战斗。另一支部队守卫涟水县城。这一仗打得很激烈，华野十纵司令员谢祥军在指挥作战中中弹牺牲。我军在杀伤了大量敌军后撤出阵地。
　　在两淮和涟水保卫战前后，我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指挥下，在盐城以南反击战中，打了一个胜仗。然后，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谭震林指挥下，发起宿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21000多人。这是两大野战军集中一起打的一个大胜仗。
　　坚持原地斗争
　　之后，淮阴、淮安和涟水县城相继为蒋军占领，盐阜地区(华中军区第五军分区)的对敌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共盐阜地委估计，继续来犯的蒋军会占领我盐城、阜宁等县城和东坎、益林等重要市镇和交通线，整个盐阜区将会成为蒋军的后方，我们应转为坚持原地斗争。当蒋军占领涟水县城的第二天，地委即通知报社、新华支社，迅速撤往通榆公路(南通到赣榆)以东坚持出报。接着，地委为新华支社配备了收发报机和人员，向已经北撤的新华社华中分社发稿；还发来密电码，以便和地委保持联系。同时发给我们约一个排的武器装备，作为自卫。不久，又派来一位姓高的团政委，由他带领我们两个新闻单位应付情况，坚持斗争。
　　对于形势变化，盐阜地委早有准备，比如抓紧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让数以百万计的贫农、雇农在同地主阶级斗争中分得土地。广大贫雇农和中农，成为新四军反对内战的重要依靠力量。又如在全地区进行爱国公约宣誓，内容包括不与蒋军合作，实行坚壁清野，不把粮食给蒋军吃等。同时，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实行镇压反革命等等。当时，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不少乡村干部，把他们那里村民打上血手印的爱国公约寄来报社要求登报。看了这些材料，真激动人心。另一是在驻地看农民业余剧团演出的改良淮剧《干到底》。它说的是一个村庄的村民在蒋军进村前已经转移，只有一个富农对“老中央”有幻想，没有走。蒋军一个连长带了几个兵住进他的家，蒋军不但吃光他家的东西，那个连长还强奸了他的儿媳妇。正当他后悔不已的时候，民兵队长带了武装民兵冲进来了，捉住蒋军连长，俘虏了那几个士兵。外出的村民一起回来，开会公审蒋军连长。他们杀了一只大公鸡，鸡血倒进酒碗，各人轮流喝一口，然后用缝衣针刺破手指，在爱国公约上打上血手印。最后，大家一起高喊口号，支持新四军反对内战，新四军要人有人，要粮有粮，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解放区，保卫土改果实。戏的台词中有这样的话：蒋军站在田坎上，这田地是地主的，蒋军走下田坎，这田地就是我的。当时看了这样演出，我非常激动。这样的戏，在这样的场合演出，真正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自卫战争的仗越打越大，野战军离盐阜区越来越远，估计短期内不大可能打回来。地委指示各县要作长期坚持原地斗争的打算，并指出，随蒋军进入盐阜区的“还乡团”要进行阶级报复，斗争将会更加尖锐激烈。大家要有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那样的决心，坚持原地斗争，直到取得胜利。
　　当时，我们两个新闻单位转移到东坎镇以北约30华里的一个靠河边的村庄。我们和东坎以北的一个游击队约好，如果东坎的蒋军向北出动，由他们放一把火或打个手榴弹，我们即可安全转移。当天晚上约九十点钟，在我们住地的南面、东坎以北发现火光，大伙立即行动，把印报的机器沉入河中，队伍向东转移。约走了20里路，不见后面有什么动静，停了下来。次日上午得知那火是老百姓的稻草堆失火，不是游击队放的信号，是一场虚惊。
　　为了能在“蒋后”坚持斗争，我们单位要实行精简，两社领导共同商定，采访和通讯工作，统一由支社领导，全地区九个县每个县派一个记者，身体有病和怀孕的女同志离开单位，到老乡家里去打埋伏。我们支社的三个女同志，都已身怀六甲，属于精简的范围。我这个人好强，自恃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带过游击队反“扫荡”、反“清剿”，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我不想去打埋伏。
　　带孕妇和病员紧急北撤
　　正当我为去不去打埋伏发愁时，忽然得到一个信息，说我们盐阜医院的产科医生不辞而别，回上海去了。这个消息，让许多怀孕的女同志都很着急。我们新华支社的四个女同志，一个年纪轻的还没有结婚，其他三个都在1946年春相继结了婚，不久就都要做妈妈了。唯一的产科医生跑了，怎么不急人?面对这个情况，我想我应该顶上去。我向盐阜地委组织部长陈一诚同志请缨，说自己参加新四军之前，是上海大德高级助产学校毕业的，现在盐阜医院缺产科医生，我愿意去做产科医生，为待产的女同志服务。陈部长很高兴，叫我第二天就到医院报到。
　　盐阜医院的黄院长是民主人士，我简要地向他介绍自己的经历，他表示欢迎我去帮助他们工作。他说，上级领导决定盐阜医院与部队的后方医院合并，即将北撤到山东去，大家要马上做好北撤的准备。
　　我赶回新华支社，王维本来就支持我重操旧业，现在要和病人一起北撤，当然也不会拖我的后腿。他说，“你已怀孕八个月了，长途跋涉，没个帮手恐怕不行。我准备要求地委把照顾我生活的通信员顾金连同志和你一起北撤。”对他这个打算，我很赞成。我说，“有了老顾同志帮助我，我想把你外甥小冰一起带到山东去，交给他爸爸妈妈，减轻你坚持蒋后斗争的负担。”他同意我的意见。王维的姐姐王亚男、姐夫鲁冰都是浙东纵队的干部，他们的部队从江南北撤到江北，现在驻防山东。她姐姐路过淮安时，因身体不好，把不满三岁的儿子留在孩子的舅舅王维身边。支社和报社迁出淮安后，城里的保姆不肯下乡，我们请滨海县(现响水县)县委宣传干事白枚同志帮助，请了一个农村青年女党员陈秀英来带小冰。当时是急事急办，地委很快批准了王维的请求。
　　第二天(1947年1月2日)，盐阜医院全体人员集合，院长宣布向北转移。同天上午，王维把老顾、小陈和小冰送到医院。我俩匆匆讲了一些互相勉励的话。
　　当天下午，队伍开始向东北方走，因路不熟，走了些弯路，晚上才走到九套。九套是集镇。我们没有在街上过夜，在荒凉的芦苇荡边上的老乡家里借宿。我发现老乡家盖的是“芦花被”。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用芦花编起来的被子。当时已是冬季，北方天气冷，这种被子怎能御寒？我心里很难过，暗暗地嘱咐肚子里的孩子，你出世以后，千万不要忘记老乡们过的艰苦日子啊!
　　睡到后半夜，突然紧急集合。黄院长宣布：情况紧急，马上出发。大部队行动不便，要分为三个组，沿着交通站，分头向北，过盐河，过陇海铁路，到达山东鲁南地区，后方医院都在那里集合。他还宣布要我负责孕妇和轻病号的一个组，十二个人。组内干部党员多，我怕在北撤路上遇到情况，要大家把自己的组织关系介绍信缝在棉衣里。
　　第二天一早，听说蒋军已到了离响水口(滨海县政府所在的大镇)只有20多里的地方。估计敌人要打通响水口到陈家港的漕河线，还会封锁新安镇到灌云的盐河线，按照地委原来的指示，医院要赶紧通过盐河。我立即带本组的人往北赶，当天赶到王集西边。这时，炮声已逼近响水口。原来安排的路线不能走了，临时改变走双港镇。傍晚到达双港，我去找当地区委，向区长吕干说明情况。吕干同志答应帮助解决渡河船只。我们过了河，赶到一个叫天楼的地方，在区政府所在地住宿。第三天，遇到县委的卢敏同志，得知敌军已到离张店只有五里路的地方，我们不能再从那里走了，决定改走张店以北十里的老杨集河口，在那里抢渡盐河。我们在六日中午渡盐河，到达徐庄。盐阜地委设立的一个转运站就在离这里十里的佛手庄。于是，我请区政府的通信员带路，连夜赶到转运站联系时，遇到总站站长刘桂同志，他原是盐阜行署干部科长。他告诉我，情况变化快，他们已和地委组织部、盐阜医院失去联系。他说，敌军会占领张店，北面新浦镇的敌人会配合出动，打通盐河及沭阳的公路。占领新安镇的敌军会向汤沟方向出动，打通通沭阳的路线。你们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我赶回住地，已是深夜。第二天(1月7日)，因要当地干部动员新的民伕，到吃中饭的时候才出发，这时敌军已占领汤沟，占领新浦的敌军配合向龙集镇出动。我们饿着肚子从南北两路敌军只相隔约二十里的地方通过，连夜赶到离范湾十里路的杨家跳庄过夜。到了杨家跳庄，发现这个庄子在通沭阳的公路边，不能停留。我又独自去找第三交通站，第三站的同志告诉我，敌人已占领沭阳，要我们赶快走。他们帮助我们解决了第二天的粮草，但没有办法解决送我们的民伕和小车子。
　　我赶紧赶回杨家跳驻地，我和轻病员王伟等同志分头说服盐阜区送我们的民伕，请他们再送我们一段路。经过说服，他们又送了一段路。我们到了一个村庄，找到村干部，请他帮忙。村干部带头推了一辆独轮车，动员了三个民伕，给我们挑运行李。我们冒着小雪，踩着泥泞小路赶路。不久，我们跨过陇海铁路，继续向前赶路。
　　1947年1月11日傍晚，我们一鼓作气走到终点站——讲习集交通站，此时天已大亮。交通站的同志热情接待我们，吃了早饭，找来两部大牛车，请山东老乡送我们去后方医院。坐上牛车，震动剧烈，怀孕的女同志经不住这样大的颠簸。幸亏路不算远，总算顺利到达临沂东面七十里路的后方医院驻地。华中军区卫生部也在附近，我去找卫生部政委魏天禄，他的爱人鲍学贤是王维抗战时期的战友。魏政委对我把病员和孕妇安全带到山东，讲了些鼓励话。
　为别人助产又为自己接生
　　我们到达后方医院的第二天晚上，组内的孕妇蒋奎同志肚子痛了。据她自己说，她的预产期应该还有两个星期，可能因为北撤日夜赶路，过铁路的时候跑了一些路，加上刚到山东时坐牛车颠簸，要提前分娩了。我要为这个高龄的初产妇接生，幸好有护士胡雪林做我的助手。她连续阵痛好几个小时，我才把她的一个胖儿子接了下来。她结婚晚，30岁得子，十分高兴。我提出代她写信向孩子的爸爸报喜，既高兴又感激，说你这个产科医生工作真是做到家啦。
　　蒋奎分娩后不几天，正逢农历正月初二，我和陈秀英一起去驻地附近赶集。回到驻地后，吃过晚饭，大约八点钟光景，我感到肚子有规律地阵痛，这才想到自己也可能要提前分娩了。我让陈秀英去叫护士胡雪林，请她帮助接生。我临时教她掌握接生的要领和具体操作方法，鼓励她大胆地干。蒋奎知道我临产前缺少准备，就把她为自己留的红糖拿来给我。以往，我为别的产妇接生过许多孩子，现在自己要生孩子了，却要自己为自己接生!我前后痛了约十个钟头，到农历正月初三那天拂晓，才把孩子生下来。胡雪林把孩子包好，抱来给我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一双可爱的眼睛。这个时候，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涌上我心头。
　　我生下孩子的第七天，后方医院要转移到沂蒙山区去。沿途大都是石头山，路也不平，我产后身体虚弱，被用担架抬着走。往沂蒙山区去的头个晚上，我们在一个破院子里宿营，四面通风，我受了冻，得了头痛病，以后好多年，常常旧病复发。
　　路上走了两天，队伍到了新的驻地——沂水县城以南二十里的山区村庄。这个地方最大的困难是缺水。南方来的病号、产妇要用水，老乡们照顾我们，让我们到附近山下的一条小溪边去用水。这条小溪只有从石头缝中流出来的少量溪水，只够把毛巾沾湿抹把脸，擦一下手。这还是当地乡亲对新四军同志的优待了。他们自己是不会像我们这样用水的。我看到村上的姑娘用别针在胸前别着一条手帕，她们洗脸、洗手，就是用那条手帕干揩揩，就算洗过了。
　　我们撤到山东以后，我所带来的孕妇和病员都已经安置好了，我想在满月以后恢复工作。军区卫生部休养所的领导知道我是学过医的，想留我在他们那边工作，而我对新闻工作有感情，想归队，就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出于上述考虑，我要把小冰先安置好。经与一个村干部商量，把小冰暂时寄养在他家里。我向村长和小冰说明，一联系上他爹娘的部队，马上派人来接。我留些钱给这个村干部，作为小冰的生活费。
　　约过了两个多月，经过《大众日报》的帮助，才联系上鲁冰同志。1947年3月30日下午，一位穿军装的人到新华社华东总分社找我，是鲁冰派来接小冰的。第二天，老顾带来人去领小冰。老顾回来说，村干部很负责，还派人用小车子把小冰送到她妈妈所在的后方单位。
　　重归新闻队伍
　　我在后方医院碰到原华中《新华日报》的一位苏同志，他告诉我，华中《新华日报》撤到山东后，已和《大众日报》合并，成为华东局的机关报。新华社华中分社也和山东分社合为华东总分社。他说，盐阜支社已改为苏北分社，由王维同志主持工作。我听了非常高兴，和他商量，可否请总分社在和苏北分社通报的时候，顺便写一句，说杨琪华安抵山东，母子平安。我又对他说，现在部队打大仗，老百姓忙支前，我在后方医院已经没有服务对象了，很想归队，继续做新闻工作。他说可以代我反映。我请他带口信给包子静同志(华中《新华日报》副社长)，说明我带病人撤到山东，现在很想回社工作。这位同志很负责，他回去以后，总分社即给王维发了电报。包子静同志也有了回话，同意我回总分社，暂时安置在华中新闻干校。
　　1947年3月下旬，当我和老顾、陈秀英带了小孩离开后方医院的时候，村里的干部，妇救会的大嫂、大姐们都来热情相送，使我很感动。我们当天就到了莒南县《大众日报》社和新华总分社驻地，见到一些熟悉的同志，就像回到“娘家”一样。华中新闻干校就在报社附近，我到干校，见到负责人谢冰岩同志。他欢迎我到新闻干校来。他说，我军正集中力量粉碎蒋军的重点进攻，新闻干校要转移到胶东莱阳去，现在正在准备出发。谢冰岩比我年长近十岁，他结婚多年还没有孩子，我想把孩子送给他。他婉转地对我说：孩子的爸爸在苏北前线，你就为党抚育这个革命后代吧!我只好克服怕孩子拖累的思想，争取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
　　第二天，《大众日报》社社长匡亚明同志来新闻干校。他要我到了胶东莱阳以后，到《大众日报》社的“小后方”去，接替李白蕾同志的工作。匡社长说，白蕾同志的孩子大了，她要到胶东《大众报》去工作，你去担任“小后方”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我愉快地接受了。接着，我随新闻干校行动，向莱阳进发。
　　可能是为了防空，我们是白天休息，晚上走路。行军路上，有一头骡子跟着我，骡背上架着两个用柳条编的筐，一个筐里放小孩，一个筐里放行李，由老乡牵着走，一站一站轮流送，一直把我们送到目的地。路上宿营，每到一个地方，老乡们就忙开了，热炕、烧水，帮我抱小孩。他们都非常喜欢我的孩子，说他胖，叫他“胖儿”、“小胖儿”。孩子“小胖”这个乳名，就是山东大爷、大嫂叫出来的，一直叫到如今。
　　莱阳在青岛和烟台中间，离烟台约百里。华中新闻干校和“小后方”住得靠近。我到了那里，就见到李白蕾同志，她向我介绍了情况。她说，现在“小后方”有三十多个同志，有华中《新华日报》北撤的干部，有印刷厂的工人家属，有《大众日报》有病的干部和工人，有带孩子的干部家属。她说，干部家属中有报社负责干部陈冰的爱人刘芬、舒文的爱人苏星等同志。她们虽然被孩子拖累，但都是很能干的干部。听了介绍，觉得有这些女干部在中间起模范作用，加上有老顾、陈秀英帮我照顾孩子，作我的助手，我可以把这副担子挑起来。我想回到新闻业务工作岗位的愿望没有实现，但做好新闻单位的后勤工作，让在第一线的同志放心，也是为新闻事业服务。
　漂洋过海回苏北　
　　我们转到新的驻地以后，和华中驻鲁办事处取得了联系。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蒋介石妄想进攻胶东，并于8月到了青岛，制定“九月攻势”计划。谭震林和许世友率领三个纵队阻击来犯之敌，掩护华东后方机关、伤病员和大批物资的转移。安排我们“小后方”，两个去向，一是渡海到安东（现丹东），另一是从石岛乘船去苏北。我回来和大家商量，原来山东《大众日报》的干部家属、病号愿意去安东；从华中北撤的干部家属希望回苏北。这样，大部分同志都将去安东。随我来山东的陈秀英愿意去安东，继续为同志们服务。去安东的同志也欢迎她一起去。我们两人要分开，有点恋恋不舍。没想到，才过了两年，我军发动渡江战役前夕，在安徽的蚌埠市见到了陈秀英。这时，她已是南下干部大队的一员了。她的进步令我喜出望外。约两个月后，我接到她的来信，知道她参加浙江温州的接管工作，后来是温州市邮电系统的一个干部。
　　我们把去安东的同志送走以后，留下的人员就转移到石岛。这时，形势有了变化，10月2日，我军在胶河战役中打了个大胜仗，山东我军已转入反攻。原来准备往南的刘芬、苏星、路明和她们的孩子，因孩子的父亲都在山东，她们就不去苏北了。后由刘芬同志和《大众日报》社取得联系，回鲁中去了。我和老顾带了原华中、苏北、淮北北撤的干部和家属，其中有包子静同志的父母，庄重同志的爱人杨光群和他们的一双儿女，还有我自己的小胖，一起准备乘船回苏北。
　　从山东石岛到苏北合德镇，有我们的海上交通线。石岛在青岛和烟台之间。国民党海军常在这一带活动，企图封锁海面。我们乘的是木帆船，要在夜间航行。当年十月底的一天傍晚，我们老少8人，上了石岛商贸运输公司的一条大木船。这个船大，可装载四十吨的淡水，在海上航行比较平稳。当我们的船刚开到公海，发现远处有灯光，是一只船上的灯，它正朝我们方向开来。船老大说这肯定是国民党的巡逻艇。他马上调转船头往回开，正好风向转为顺风，逃掉了一次被敌军检查和做俘虏的危险。到了午夜，风向又转，我们的船就顺风安全开进大海。我们的船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星期，到十一月上旬，我们才到了合德镇的海面。因潮水低，靠不上码头，只好派人乘小船先上岸联系。我请他们带一封信给王维，告诉他，我已经从山东乘海船回到苏北了，给他一个惊喜。
　　次日涨潮，我上岸到了合德镇，找到华中工委组织部接待我们的同志，向他移交了由我带回来的干部、家属和孩子。那时带回来的孩子，后来都成了人才。上海电影界著名导演庄红胜，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庄重和杨光群同志的儿子。我那小胖，后来成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做好交接工作，我怀着急切心情赶往报社。合德镇离华中《新华日报》驻地约有十几里路。我背着小胖，老顾挑着行李上路。那时正是农历10月小阳春天气，风和日丽，苏北田野一片丰收景象，感到很亲切。将近中午，我满头大汗地到了报社。当孩子出现在王维面前时，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报社的同志看着我挺着大肚子北上，现在带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回来，大家都非常高兴。
　　午饭后，我急着要王维讲讲这一年他们坚持斗争的情况。他说，其实没有我俩分别时讲的那么严重。开头的一段时间(两三个月)是很紧张，后因我野战军主力打得好，歼灭了大量蒋军，把原来进占苏北的敌后续部队吸引不少到北方去了。我们坚持原地斗争的武装，也积极打击和消耗敌人，加上镇压反革命搞得比较彻底，敌人因兵力不足，不得不退守到一些主要城镇和交通线。当年夏季，我军收复盐城，原来的苏中、苏北又连成一片了。根据党中央和华东局指示建立新的华中工委，领导斗争。从形势发展看，我们是要反攻了。他说，我们苏北原有新闻干部中，绝大部分都安全，但有两个同志牺牲了。一个是《盐阜大众》的编辑钱毅同志。他随游击队在淮安郊区活动，在突围时被俘。他坚贞不屈，在石塘镇被蒋军杀害。另一个是新华分社记者胡捷同志。他随军采访，在盐城保卫战中受伤，在从火线抬下时牺牲了。他讲的时候心情沉重，我听了也很痛惜。
　　晚饭以后，王维带我去看《新华日报》(华中版)的一些领导同志。他们都表示欢迎我回来参加工作。决定我到编辑部地方版，担任土改复查组组长。
　　当时，小胖还没有大名，我与王维商量，从两位牺牲的同志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取钱毅的“毅”，胡捷的“捷”，就叫王毅捷。王维在后来写的赠儿诗中写着：“苏北蒋后鏖战急，携子漂海归心切。取名毅捷悼烈士，长大成人要杀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