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炉”炼真金

1942年春，国民党第三战区当局电调所属剧宣三队、剧宣十队、东南剧团、政工大队集中上饶进行所谓“集训”。
　　1942年3月底，我们剧宣三队从福建的沙县调来上饶。山区的早春，仍然是春寒料峭，上饶的政治空气使人感到比江南的霉雨天更加沉闷。“集训”开始后不久，战区当局精心策划的大逮捕开始了。
      从个别诱捕到关进茅家岭监狱　　
　　4月15日下午，我从上饶中心卫生院看病回来，当时集训班学员齐集大饭厅听所谓“精神讲话”，我插进队列，刚刚落座，担任班长的特务给我递来一张纸条，上写：“见条即来大操场升旗坛前，有要事面谈。”下面没有署名，我知道不妙，一口回绝。特务班长凶相毕露地说：“不行，一定要去！”像押送犯人一样硬把我从大饭厅押到半山下的大操场。我一下山就见升旗坛前闪出两个便衣特务迎上前来，这两个家伙眼露凶光，把我仔细打量一下就问：“你是徐家俊吗？跟我们走！”我抗议说：“我是政治部演剧队员，凭什么跟你们走？”两个家伙顿时拔出手枪：“识相些！”说着就要动手抓我。我大声叫喊：“抓人啦！抓人啦！”这时大饭厅的“精神讲话”已经结束，学员们闻声后纷纷拥到山前观看。特务们秘密逮捕的阴谋破产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只好放开了我，悻悻溜走。但我的行动受到队里暗藏特务的严密监视。我回到班里，镇定自若，思想上已做好了被捕的准备。到晚餐时，我终于在大饭厅里被点名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三队的邓沛霖、郭林蔚，十队的金黎、金羽和东南剧团的崔之曦等。我们被八个武装宪兵押到上饶中学大门口的宪兵第八团连部，在那里坐到天快昏黑时被押送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
　　茅家岭监狱是“上饶集中营”的“狱中之狱”，主要关押新四军被俘人员中的所谓“顽固分子”和少数在地方上被捕，案情还不十分清楚的“政治犯”。监狱当局对这两种人，“一视同仁”，坚持执行“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方针，来了就出不去。对之普遍实行软硬兼施的三部曲，即：一，威胁利诱，迫使其自首变节，屈膝投降；二，严刑逼供。狱中设置了包括毒打、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火烙、针刺、站铁刺笼等各种酷刑；三，秘密处决（拉到后山枪杀或活埋）。关在这里的“政治犯”，无不受到残酷迫害，过着非人的生活。故茅家岭在当时被称为“活地狱”，由宪兵第八团一个班和长官部特务团一个加强排担任警卫，并在其周围30里设置由铁刺网构成的封锁线，外人不得入内，可谓警戒森严。监狱面积并不大，总共五间平房：除管理员室、卫兵排长室和两个卫兵室外，还设了大小禁闭室、女禁闭室和优待室各一间。我先是关在小禁闭室，当天就戴上了手铐脚镣。过了两三天，我就和金羽、邓沛霖被转到大禁闭室。大禁闭室大部分囚禁的是从周田、七峰岩、李村、石底等营地和囚室转来的新四军干部，外加几个从浙东各地抓来的老党员，一间仅20平方米左右的囚室竟关了近30个人。两长排统铺睡得满满的，挤得大家只能侧身而卧，连翻身和伸腿都有困难。和我抵足而眠的是新四军的一位机枪连连长汪镇华。我刚坐上床边，他就主动给我让座，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白天休息时他还给我讲了一些在皖南战场抗击日寇的战斗故事。
　   人间地狱成为革命熔炉　
　　我到大禁闭室后，就感到这里同小禁闭室截然不同，小禁闭室气氛压抑，大禁闭室却热气腾腾。关在里面的新四军同志个个有说有笑，把生死置之度外，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在墙上画了马、恩、列、斯的头像和中国近百年史的年表，半公开地研读马列著作（用《圣经》伪装）和中国近百年史，有的同志，还在学世界语。他们三五成群机警地利用饭前饭后的时间讲革命经历、战斗故事，使我们新关进的同志深受教育。讲得较多的是新四军陈子谷和老党员吴越（化名吴惠生）。老陈是泰国华侨，早年留学日本，爱好文学，并参加了“左联”，成为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作家。抗战爆发后回国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二支队敌工科科长。作为敌工干部，老陈接触过很多日本战俘，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不少日本战俘转变立场，成为反战分子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吴越同志也是留学日本的老作家，曾在国民党狱中坐过十年牢，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
　　狱中伙食非常恶劣，每天只有两餐饭，一餐只有一小碗，八个人仅有一钵看不到油花、上面只漂着几根萝卜丝的菜汤，天天吃不饱。有一天，我们队里派人送来些豆腐乳，我们几个演剧队的同志自己分着吃了，没有分给其他同志。后来新四军的王传馥、陈子谷两同志卖掉了自己的毛线衣和一支美国进口的犀飞利金笔，用这些钱托卫兵买来黄豆，烧了一大桶黄豆汤，分给同志们吃，我们同样也分到一碗。这件事使我们很受感动。当我们端起这碗热腾腾的黄豆汤时，深深感受到新四军同志的阶级友爱情，也感到我们自己太自私了。
　　敌人的迫害非常残酷，有一位赵坤同志是地下党员，经受过长期监狱斗争的考验，每当敌管理员点名检查人员数点到他的名字时，他都怒目相向，不予理睬，为此曾先后遭到敌特数次毒打，但仍然如此，表现了对敌人的极端愤恨和蔑视。敌特对这块“硬骨头”啃不动、吞不下，无计可施。后来在每晚点名时索性不点赵坤的名字。还有宿文浩同志，多次受过敌人的酷刑，却若无其事，常利用平时闲谈的机会，谈笑风生地给我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鼓励我们在敌人审讯时，不要害怕，要坚定立场，和敌人斗争。他和陈子谷、吴越的铺位相邻，正好处于全室的中心区。新老难友都喜欢在休息时围坐在他们身边，倾听他们讲述各自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我们三个新来的演剧队员都是他们的忠实听众。
　　高唱军歌  参加暴动
　　我们和难友们的共同兴趣，除了听故事就是唱歌。每当夕阳西下，难友们吃了第二餐饭后的休息时间，由新四军同志组织的歌咏活动就开始了。全室难友放声高唱《新四军军歌》、《八路军军歌》、《黎明曲》等革命歌曲。起初，我们感到很惊奇，因为这些歌曲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不许唱的，为什么在监狱里反而能自由歌唱而不受到敌人的干涉呢？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也是经过斗争得来的。有许多新四军同志为了争取唱革命歌曲的自由，遭到敌人毒打，尽管他们受尽酷刑，但还是坚持歌唱，而且越唱越有劲，敌人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在歌咏活动中最活跃的是钟袁平同志，他既能领唱、指挥，还能作曲。并曾在入狱后将抗战名歌《五月的鲜花》、《歌八百壮士》的部分歌词改写成强烈抗议国民党顽固派迫害抗日青年的内容，在狱中教唱。我们很快就学会了。
　　除了对陈子谷等所讲的新四军的生活与战斗故事特别迷恋外，我对《新四军军歌》和《八路军军歌》两支歌曲更是情有独钟。因为延安和皖南一直是我特别向往的“革命圣地”。我的胞姐许英、姐夫孙章录和一些老同学、老战友都是新四军或八路军战士。《新四军军歌》的谱曲者何士德还曾经是我在南昌工作时的老队长。这些故事和歌曲对我都有着特殊的“亲和力”与“亲切感”。
　　我是一个歌咏爱好者。在每天的歌咏活动中，我踊跃参与，满怀激情投入难友们的合唱，并常在合唱的空隙，情不自禁地独自引吭高歌，以自己的男中音独唱《夜半歌声》、《松花江上》、《黄河颂》、《长城谣》等抗战歌曲以及我于被捕前在福建创作的、为太平洋战争呐喊的反法西斯歌曲《向太平洋呼唤》，为大家助兴。在钟袁平同志的影响下，我在狱中还为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谱了一首独唱曲，得到了钟袁平同志的鼓励。
　　我在狱中还认识了一位叫关键的难友。他原是上饶民教馆美术工作人员，我转入大禁闭室时，他刚遭到敌特的毒打，臀部被打得皮开肉绽，不能动弹。但他很坚强，咬牙忍疼，不哼不叫。狱中的新四军同志祝增华等自发凑钱买来黄表纸和烧酒，用土法给他治疗。他体质较好，伤愈后立即起床，投入难友们的各种活动。我们同属文化战线的战士，有较多共同语言，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还给我画了一张肖像（速写画），形象逼真，神态自然，我非常喜爱，把它贴在床位边的墙壁上，朝夕观赏。暴动越狱时忘记将这一墨宝取下带走。幸好敌特对此视若无睹，未以之作为追捕“逃犯”的资料。有趣的是画丢了，画的主人和作者却散而复聚。1942年5月25日，我们从茅家岭暴动中冲出来时，我双足陷入水田烂泥中，鞋子丢了，赤足奔逃，行动困难，跑了一段，抬头一看，难友们都已跑得不见踪影，茫茫大地只剩下我一个，自己又是仓促参战，不了解暴动委员会预定的集体逃跑路线和目的地，一时彷徨不定，进退两难，不知朝哪个方向跑才能跟上新四军同志集体逃亡的队伍。没想到过了座小桥后就遇见了关键和祝增华，顿时大喜过望，立即参加了他俩的逃亡小组。组长祝增华是新四军老党员，对暴动委员会制定的行动方案和逃亡路线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手中还拿了一个手榴弹，作为防身武器。和他在一起，就有了领路人和“安全感”。我们三人还商定：途中如遇到敌哨兵的阻击，就拉响手榴弹，和他们同归于尽。尤其值得庆幸的是，我和关键同志失散后又小别重逢，成为同生共死的战友，至今仍保持密切联系。当时假如不是遇到他们两人一路同行，凭我的体力和能耐，能不能逃脱虎口而活到今天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