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方砖、青石板，这就是过去的小弯巷。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曾在这里居住。
巷里住着20多户人家，有上日班的机关干部，有三班倒的工人，也有晚十点才下班的商店营业员。大家都感叹“小弯巷，七道弯，夜间行路实在难！”曾有人向政府和供电部门提过请求：能否在每个拐角处装一盏路灯，方便行人。但那时经济确实困难，有好几条大街上都没公共的路灯，这么一条无碍大局的小巷怎能特殊？
就在这人人企盼，人人又无法解决的时候，一天的傍晚，在巷尾拐角处的赵老太家门口突然新挂起了一盏微带黄色的路灯。它虽然只有25瓦，但却照得很远很远，在这条地道式的巷子里，犹如大海里的灯塔，给胆怯者带来了勇气，给探路者指出了去向。对此左邻右舍无不充满惊讶和感激之情。有好长一段时间，邻里见面总爱说一说：“这赵老太到底是……”
由于谈论的人多了，赵老太也引起了我这个新住户的注意，发现她有点“怪”！她60多岁，满头白发。只要微风一吹，根根银丝就会飘起来，有时像秋菊，有时像雪莲；她虽然两腮和嘴唇都凹了进去，但眼睛却大而发亮，显现出逝去的美丽。她孤身一人住着两间青砖低矮的平房。东西院墙还有些斑驳破旧，只是墙头上爬满了扁豆、南瓜、丝瓜缠缠蔓蔓的青藤。每逢夏秋之交，黄花、白花、蓝花、红花，把整个院落圈成一道彩色花环。平日里，她总爱拿一张小方凳坐在门口，两眼直瞪瞪地看着巷尾，一直到很晚很晚才起身进屋，并顺手拉一下门内开关，那门灯便霎时亮了起来。据说在这以前她是划根火柴点燃一盏有玻璃罩的小煤油灯，而且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简简单单地重复了十几个春秋。
一天下午，细雨蒙蒙、寒风瑟瑟。我从她门前经过。看她似乎忘记了风吹雨淋，我便轻轻地将她扶进屋去，并顺手倒了一杯热水放在她的面前：“赵老太，您怎么总是坐在门不怕着了风寒？”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哎，习惯了，我是等我的那个死鬼回来。”接着，缓缓地讲起了她的过去。
她叫赵秀娥，19岁时也就是民国26年上嫁了人。在新婚之夜，有个姓朱的保长领着三四个保丁，将她男人五花大绑抓去当“壮丁”。她哭着、喊着，却眼睁睁地看着丈夫被拉出了巷子拐角处。她伤心到极点，白天咽不下一口水，夜里睡不到一个时辰的觉。于是她天天坐在门口等啊，盼啊，在三年后的一个雪天，丈夫竟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威武地站在巷子拐弯的地方，两眼正正地朝她看个不停。她如梦似幻地扑上去又是打，又是抱，哭得泪人一般。丈夫告诉她：他被抓去当兵后到了闽南。在一天夜里他和五六个弟兄一起逃跑，参加了红军游击队，不久又改编为新四军，这次奉命北上路过家乡，顺道回来看一眼。她求丈夫在家多住几日，但丈夫却暂聚即别。临行时丈夫对她说：“等着吧，等到把日本鬼子赶走的那天，我一定回来团聚。”说罢，丈夫又匆匆消失在巷子拐弯的地方。从此，她不仅白天端坐一张凳，眼睛盯着每个行人；晚上点亮一盏灯，“不能让他摸黑进家门”。她等啊盼啊，抗战胜利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一天天还没亮，喜鹊就在她家房上叽叽喳喳叫起来。她情不自禁地说：“喜鹊叫，喜讯到！”果然中午时分来了一群人。他们敲锣打鼓，送来一张大红的立功喜报，说她男人在一次袭击日军机场的战斗中当了特等英雄，她笑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她男人有出息。她兴奋得整天哼着小曲，做着军鞋，缝着军被，成了全县有名的支前模范。就这样，她又等了三年，共和国诞生了，她想她男人真的该回来了。她磨了黏米粉，买了白糖等丈夫回来团圆。就在她日夜盼望的时候，一天下午街道干部领着县长、民政科长来到她家，给她送来50斤大米和一摞人民币，并说要给她修房子，定期发放补助费，她硬是推着不要。县长对她说：“秀娥同志，你是一位了不起的红军家属，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向你学习！”有一位女同志拉着她的手委婉地告诉她：“你丈夫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已‘光荣’一年多了。”说着从提包里拿出一张烈士证明书恭恭敬敬递给她：“秀娥，你要化悲痛为力量，不给烈士丢脸。”秀娥顿时觉得眼前一黑，晕倒了。大概有个把月时间，她家门口白天不见人，晚上不见灯。县里和街道居委会不断有人来看望她，左邻右舍也急得团团转，为她端茶送水，请医送药，问长问短。她又渐渐地康复和振作起来。一天早晨，她走出家门，不知是习惯，还是盼心不泯，仍然朝东张望，却意外发现拐角处的墙根下有几滴血迹。有人怕她见血伤感，连忙解释说：“那是夜里一个骑车人，因天黑不慎撞破鼻子，划破脸。”她沉默无语，但从这天晚上起，她家门前的灯又亮了起来……
打这以后从油灯到电灯，亮了十多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她病故。她病故时，居委会干部清点了她的遗物，发现没有钱财，没有像样的衣服，唯一留下的就是烈士证书和烈士生前的立功证书，以及她到政府领生活费的小本本，其余的就是一小纸箱簇新的灯泡，不少人为此落下热泪。送葬那天，巷里巷外的邻居竟全部出动，人人佩戴黑纱白花，排着一支长长的队伍，缓缓地为她送行。
赵老太已作古多年，而她那慈祥的音容和她门前的那盏灯，却在我们后来人的心中熠熠发光，永不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