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1947年3月的延安保卫战和尔后陕北战场的战况，关系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危，因而倍受当时国际国内人们的关注。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以15个旅14万余兵力分两路进攻延安。西北我军以3个团5000余人的兵力采取运动防御方式抗击，经6天激战，在予敌以重大杀伤、完成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群众疏散任务后，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从这时起至1948年4月21日我军收复延安止，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1年1个月零3天。在这期间，彭德怀是怎样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部战胜10倍于己的强敌，保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扭转了陕北形势的？60年后回顾这段艰险而传奇的战斗历程，依然令人惊叹不已，感慨良多。

（一）

　　蒋介石这个人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从1946年6月下旬他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经过8个月的作战，至1947年2月，他在各个战场几乎都是屡战屡败，虽夺得解放区105座空城，但损兵折将竟达66个旅（师），71万余人的兵力，仅山东莱芜一役，就被歼7万多人，连他的高级幕僚张群也说要寻找更好的办法来恢复和平。张治中则唉声叹气，说如果没有和谈的办法，只好听天由命。可是，蒋介石并不认输，他恼羞成怒，将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和谈代表全部逐出，并决定改变全面进攻的计划，对其他战场取守势，重点进攻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当年国民党军队投入这两个解放区的兵力达94个旅，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43%。山东战场将另文介绍，本文着重谈陕北战场。

　　延安，从抗战以来就是中共中央和人民军队总部所在地。从全面内战爆发以来，这里一直被蒋介石列为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只是碍于国际国内的舆论，未敢贸然发起大规模进攻。现在，蒋介石不顾一切，下狠心了。1947年2月，他先是将其嫡系亲信、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进攻陕北的设想。接着，又亲自飞抵西安，召集西安军政负责人开会，确定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攻占了延安，就能“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3月19日，蒋介石接到胡宗南部队进占延安的“捷报”，兴高采烈，立即去电嘉奖，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第三天，即3月21日，他又带着陈诚、董显光、邓文仪等飞往延安祝捷。南京的国防部新闻局根据胡宗南的战报，编印了一本《收复延安》的书，吹嘘“共军被俘及投诚者达万余名”。

　　毛泽东是怎样策划延安保卫战的呢？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说：

　　“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现在对比一下毛泽东的想法与蒋介石的想法，真可谓南辕北辙。毛泽东知己知彼，对蒋介石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无懈可击。他所策划的延安保卫战，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空城计。蒋介石背上延安这个“沉重的包袱”，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要用南京来还这个大“礼”。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几乎丝毫不差地印证了毛泽东的上述判断，真是高明极了！

　　（二）

　　胡宗南进占延安后，更加骄狂，不可一世，把他的指挥所从洛川迁到延安，派出他的主力四处乱窜，企图寻找我军主力进行决战。

　　陕甘宁边区，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宁夏东部共20余县，地处黄土高原，山丘起伏，沟壑纵横，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这一地区系土地革命时期创建起来的老革命根据地。鉴于陕北敌我力量对比过分悬殊，西北我军在彭德怀的统率下，遵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撤出延安后，充分利用陕北优良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利用敌人急于求战的心理，采取“蘑菇战术”，即先以小部队与敌人接触、周旋，不断调动敌人，使其始终无法准确获知中共中央及人民军队主力的位置，从而往返奔波，疲于奔命；待敌人弱点暴露，我立即集中兵力加以各个歼灭。在西北我军撤出延安后的一个半月内，先后于3月25日、4月14日及4月底5月初，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我军以伤亡2200余人的代价，歼敌1.4万余人。

　　这“三战三捷”，给敌军的嚣张气焰以沉重打击，拖住胡宗南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段历史，美国政府在1949年发表的《白皮书》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述：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台湾1959年编写的《戡乱战史》也说：“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

　　当年西北野战兵团于5月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三战三捷”庆功祝捷大会，彭德怀在讲话时满怀豪情，声如洪钟，强调指出：“能够和人民团结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这句话真是字字千钧，掷地有声。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此言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来说都是经典的。

　　（三）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于3月29日在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多人组成4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化名李德胜、胡必成，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直属司令部”以“九支队”为代号。

　　毛泽东之所以一定要留在陕北，他曾深情地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回想当年，蒋介石将胡宗南的25万重兵压向陕北这块弹丸之地，我军只有2万多人，环境如此险恶，毛泽东却胸怀全局，情系百姓，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这种英雄气概和大无畏革命精神真是顶天立地，气壮山河。

　　5月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的边区军民庆祝“三战三捷”的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前来祝贺，对外正式宣布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仍留在陕北”这个令敌人丧胆、令人民鼓舞的消息。数以万计的到会军民听后欣喜若狂，热烈欢呼跳跃，有的把帽子扔向空中，有的激动得热泪盈眶，情景十分动人。

　　（四）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从1947年夏季起，刘（伯承）邓（小平）大军、陈（赓）谢（富治）大军、陈（毅）粟（裕）大军先后由内线转入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是中原地区，尤其是中原南部的大别山地区。在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同时，内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逐步转入反攻。为了策应陈谢大军南渡黄河，西北野战军于8月6日开始围攻陕西、绥远之间的重要门户榆林，调动了胡宗南部主力北援。8月11日，我军撤出战斗。20日，乘南北敌军尚未会合之际，我军在沙家店地区一举歼灭自榆林南下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战局。沙家店战役后，在陈谢大军出击豫西，威胁西安，迫使胡宗南部主力南撤的有利情况下，西北野战军乘胜转入内线进攻，发起黄龙、延（延长、延川）清（涧）战役，解放延安东北的广大地区，开辟了黄龙山新解放区。

　　为了巩固和发展战略进攻的胜利成果，1948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执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在各战场相继展开新的强大攻势。在陕北，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南下陕中，于1948年2月发起宜川战役，取得了歼敌5个旅2.9万多人的胜利。随后，在西北野战军向西府地区（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进军的声威下，延安守敌闻风而逃。4月21日，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回到人民手中。从此，西北地区的主要战场也从陕北地区推向了国民党统治区。

　　鉴于陕北形势完全改观，全国胜利在望，面临新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于3月23日东渡黄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此后，西柏坡成为新中国缔造者们组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决战的指挥部和赴京赶考的出发点。

　　4月24日，即在收复延安的第四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电，表示热烈祝贺，指出：“去年三月十九日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以来的一切事变，充分证明了这一断言。”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毛泽东及其战友们，从1947年3月19日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371天，行程1000多公里，居住过12个县境内的38个村庄，奇迹般地实现了“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构想，使他的上述军事理念在战争史上永远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