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新型人民革命军队。它诞生于1927年8月1日。在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称中国工农红军，期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经受了反“围剿”和长征的严峻考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使1924年开始的国共两党合作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从失败中认识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立革命军队的开始。在当时的条件下，起义部队并没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称国民革命军。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提出建立工农的革命军。１９２７年９月９日，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领导农民、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了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我党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1927年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将部队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制度，制定革命纪律，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革命官兵和工人赤卫队举行广州起义。至1929年底，中国共产党还在洪湖、海（丰）陆丰、琼崖、黄（安）麻（城）、赣西赣南、湘南、弋（阳）横（峰）、桑植、闽西、渭（南）华（县）、平江、川东、百色、龙州等地区举行百余次起义，创建了许多支工农革命武装。他们在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立革命根据地，成为我们党领导的进行土地革命的骨干力量。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５１号通报，规定各地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此后，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陆续称为红军。工农红军的标志是灰色八角军帽上缀着布制的红五星，灰色军衣的领子上缀着红色领章。7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重新设立军事部，杨殷、周恩来先后任部长（1930年2月改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
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不断扩大，并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大规模“围剿”。１９２８年４月下旬，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转战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辖3个师，共约1万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王尔琢任参谋长。井冈山会师，使具有北伐战争优良传统的两支精锐武装聚集到了一起，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对红军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由平江起义部队组成的红军第五军主力转移到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编入红四军。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向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挺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后来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其它地区的红军，也分别打破国民党军的“进剿”，先后创建了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等10余块革命根据地，并在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壮大。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前委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又称古田会议），总结红四军的建军经验，通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一系列决议案，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明确了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地位，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达7万余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1930年6月以后，各地红军分别进行整编。赣西南、闽西地区的部队编为第一军团，辖第四、第六（不久改为第三）、第十二、第二十、第二十二军。湘鄂西地区的部队编为第二军团，辖第二、第六军。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编为第三军团，辖第五、第八、第十六军。鄂豫皖地区的部队编为第一、第十五军。广西省右江地区、江西省东北地区、广东省东江地区、浙江省南部地区以及江苏省（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地区的部队分别编为第七、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四军。1930年8月23日，第一、第三军团在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会合，随即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连续打破国民党军3次大规模“围剿”。1930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辖第四、第二十五军。尔后红四方面军发起攻势作战，至1932年6月，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4次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1930年11月下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总参谋部部长，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后，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部，其所属部队归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并称中央红军。1930年12月，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亦归中革军委直接指挥。1930年11月至1932年3月，湘鄂西苏区第二军团转战湘鄂边和鄂西北，并取得襄北作战的胜利。第二军团于1931年3月改编为第三军。鄂豫皖苏区第一军（1931年1月与第十五军合编为第四军）于1930年1月至1931年5月，打破国民党军两次“围剿”，后又取得蕲春、黄梅、广济地区作战的胜利。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红军也在反“围剿”作战中取得胜利。全国各地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0余万人；主力红军发展到15万人，各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
1932年1月，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要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尔后，中央红军从2月至1933年1月连续进行6次进攻战役，严重消耗了红军，丧失了巩固和发展红军与苏区的有利时机。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继续贯彻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坚持正确军事路线的毛泽东在会上受到错误的批评，会后被迫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1933年2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第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１９３３年５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并兼红一方面军总部。总司令兼方面军司令员为朱德，总政委兼方面军政委为周恩来。鄂豫皖和湘鄂西两苏区的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被迫于10月分别退出这两个苏区。第四方面军主力于1932年12月转战到四川省北部地区，1933年2月创建川陕苏区，部队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留在鄂豫皖苏区的部分红军于1932年11月重新组建第二十五军，继续坚持斗争。退出湘鄂西苏区的第三军经过艰苦转战，于1934年6月进到贵州省沿河地区，尔后创建了黔东苏区。1933年9月至1934年夏，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实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的方针，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苏区红军的反“围剿”作战也都遭到失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于1934年10月10日率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从瑞金出发，实施举世闻名的长征。
长征初期，由于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遭到重大损失，在突破国民党军4道封锁线后，由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处境十分危险。193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黎平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改变原定去湘西会合第二、第六军团的计划，转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1935年1月，占领遵义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随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河等作战行动，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接着，强渡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6月中旬到达四川省西部懋功（今小金县）地区，与5月初撤离川陕苏区的第四方面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7月，中共中央决定张国焘参加中革军委任军委副主席，并接替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一职。中革军委将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8月，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但率左路军行动的张国焘拒绝执行北上方针，1935年9月，张国焘强令第四方面军以及编在左路军中的第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南下四川、西康（今分属四川、西藏）边境，并于10月5日在理番县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于9月10日率右路军中的第一、第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并于12日决定将这两个军和军委纵队组成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与反对张国焘分裂行为的徐向前等一起，耐心地对受欺骗的指战员做工作。第四方面军经半年苦战，始终未能立足，1936年2月向甘孜地区退却，部队已由南下前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破产，被迫取消伪中央，与二、六军团会合。
在此以前，在陕甘边和陕北由刘志丹等领导的部队组成红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创建了陕甘苏区，成为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的第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开始长征，12月到达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至1935年夏创建鄂豫陕苏区，后继续北上，于9月到达陕甘苏区，与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合编为第十五军团。11月初，陕甘支队同第十五军团会师，合编为第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一、第十五军团，共1.4万余人。下旬，第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将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条件。第二、第六军团于1935年11月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转战湖南、贵州、云南诸省，于1936年7月初到达甘孜，与第四方面军会师。7月上旬，第二、第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接着，第四、第二方面军从甘孜地区开始北上，于8月上旬、9月初分别进入甘肃省南部地区。10月，第四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分别在甘肃省会宁和静宁将台堡地区同第一方面军会师。至此，全部主力红军胜利结束长征。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从此奠基在西北。在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总部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于1936年10月28日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的行动。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11月初改由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1937年2月25日改由左权担任），杨尚昆为总政治部主任。这时红军总部仍以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在长征途中，日本发动对华侵略，中国革命也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制定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1936年2月，第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黄河东征，进至山西境内。5月，第一方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西征进至陕甘宁交界地区。东征、西征的胜利，扩大了红军，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苏区，策应了第二、第四方面军的北上，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1936年10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部署，红四方面军所属第三十军西渡黄河。随后，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第九、第五军亦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的行动。此后，西路军在甘肃省西北部地区，同军阀马步芳等部的优势兵力进行了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歼敌约2万人。但西路军也遭到严重损失，到1937年3月中旬终于失败。西路军余部400余人进入新疆，另一些人员辗转回到陕甘宁边区。1936年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组织，由23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局为重，努力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铺平了道路。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发展到7.4万余人。1937年1月，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加强干部培养工作。
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8省15个地区独立地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兵力，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和作战，并保存了1万余人的武装，国共二次合作后成为华中、华南地区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骨干力量，改编为中共领导的新四军等抗日部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潢、宁安、汤原、海伦等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1933年下半年，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初改称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7月，部队发展到10个军另1个师，共2万余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工农红军锻炼成一支坚强的新型人民军队，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