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逆境激扬奋发
竺可桢(1890~1974)是我国杰出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奠基人，也是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从1936年到1949年，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卓越建树，特别令人难忘。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经过30多天反复考虑，最终同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次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由此爆发了全面抗战。为了保全浙江大学，竺可桢带领浙大全体师生，撤离“天堂”杭州，跋涉万水千山，迁到了祖国的大西南贵州省，在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里四易校址，跋涉5000里，使上千师生员工和约1500箱图书仪器无一损失，而且还保证了学业不受影响。这和竺可桢事事胸怀全局、处处沉着周密直接有关。在四次迁校过程中，竺可桢从酝酿计划、调查研究、实地勘查，具体组织实施，都亲自参与，备极艰辛。在此期间，面临国民党腐败专制统治，在竺可桢领导下，浙江大学广大师生不顾困苦，排除万难，努力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
竺可桢提倡学术民主，浙大学术空气浓厚。李约瑟博士1944年经过遵义，发现浙江大学这种不寻常的办学情形，将浙江大学比喻为“东方剑桥”。竺可桢最感欣慰的是1948年他见到中央研究院发表的文字中浙江大学独多，表示浙江大学教学质量的基础奠下来了。1949年，竺可桢被迫离开杭州。这十三年间，对于浙江大学，可说是历史性的飞跃。
当时处于穷困环境和不利条件的逆境，为什么浙江大学没有被搞跨，反而突飞猛进呢?主要是有一股坚忍不拔的精神力量。第一，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第二，作为校训“求是”学风：第三是办学的民主精神。这三方面的精神在竺可桢身上是完整无缺的。尤其因为民主办学，使全体师生能够同心协力，披荆斩棘，把教学质量推向前进。
倡导求是务实精神
不少人认为，竺可桢坚持民主办学是由于他在美国留学(1910—1918)，还获得过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固然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继承和发扬了祖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竺可桢的“国学”根基是很深厚的。在他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浙江大学所建筑的教学科研大楼，如“阳明馆”、“存中馆”、“舜水馆”、“梨洲馆”等，是用王守仁(明)、沈括(宋)、朱之瑜(明)、黄宗羲(明)等两浙先贤的字或号来命名的。这批先贤的学风是不单通晓经史，更注重实践，联系客观实际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为当时出色的政治家和杰出的科学家。他们明显地区别于传统封建士大夫的共同特点是不迂腐，翻译为现代语言，就是敢于向封建主义挑战，讲究科学与民主。可惜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未能形成潮流，流传不很广，常为世人所忽略。出生于浙江绍兴的竺可桢，深受这些学术先贤的影响，早在1910年他赴美留学时，就抱有振兴中华的大志。通过赴美留学，更形成了他对于中西民主传统文化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思想。在就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他就向全体师生突出介绍黄宗羲的学术思想：“黄梨洲(宗羲字)因为谋图抗满复明，被清廷指名缉捕十一次之多，匡复之谋不成，乃奋志著书讲学。他那部《明夷待访录》包含浓厚的革命思想。《原君》之作，早于卢梭的《民约论》一百年，实为近代民权思想之先觉。”这显然是我们理解竺可桢民主办学思想的重要钥匙。
黄宗羲不怕杀头，在《原君》篇中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也。……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我，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可说是把封建皇帝的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由此，他被竺可桢誉为“近代民权思想之先觉”。很显然，在竺可桢的心目中，黄宗羲的地位决不会在西方民主主义启蒙学者卢梭之下。竺可桢勉励浙大师生仿效黄宗羲“一方为学问而努力，一方为民族而奋斗”，对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作了简约而又出色的铨解。
抵制专制主义推行民主办学
竺可桢的前任浙大校长郭任远与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长，都是蒋介石的忠实门徒。他们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浙江大学设立了钳制民主的军事管理处。蒋介石在下达给郭任远的手谕中说：“凡硗薄浮躁以及不敬长上，不守纪律者，必须严加取缔，勿稍姑息。”郭任远紧跟蒋介石，当了三年浙大校长，开除了无辜学生一百多人。1935年冬，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12月10日，在时为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施尔宜(施平)等带领下，浙江大学爆发了抗日救亡运动，驱逐校长郭任远，全校罢课，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次年3月份，国民党当局终于撤了原校长郭任远，任命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竺可桢到任后，取消了军事管理处，废除军事管理，无辜开除学生的现象从此绝迹，并很快通知原先被开除的学生领袖施尔宜恢复学籍，并补发给毕业证书。
竺可桢接任浙大校长后，民主办学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起用费巩教授为训导长。费巩是个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铁汉，他坚决反对法西斯式教育管理制度，始终站在进步立场，鄙视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行动。他一上任，就对学生们说：“训导长有人称之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做，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探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资格推而广之，吾愿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他还说：“不必把学生训导得像绵羊一样，将来毕业出去，都是好好先生，唯唯诺诺，无可无不可，而要把他们培植得个个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将来出去，可以担负得起重任，经得起重任，经得起打击，不会被恶势力所同化。”他在校园内设置《生活壁报》，让同学享有民主权利。同学们爱称之为《费巩壁报》。这位富有民主精神的浙大“训导长”， 1945年春，在去重庆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1987年，上海市追认费巩教授为“革命烈士”。）
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行动
1942年1月16日，祖国大西南爆发的一场反对腐败贪污的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倒孔”斗争中，浙江大学的学生冲破白色恐怖，走上遵义街头游行示威。竺可桢同情学生的正义行动，亲自参加游行行列，并走在队伍前列，使反动军警不便寻衅。对此，《竺可桢日记》记载：“孔、宋贪污，余所痛恨”，(国民党政府)“竟有类似盖世太保之机构，真可叹!”
一连串的事件和费巩教授之死，促使浙江大学广大师生更加团结一致，从而在解放战争时期，使浙大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坚强的民主堡垒之一。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战争创伤，民生凋敝，发动内战，冀消灭共产党。反对内战，建设伟大祖国是全民心声。1946年首先在杭州爆发的“反内战大游行”，就是由浙大和杭高学生发起的，接着在全国范围燃烧。恼火的蒋介石见后院起火，责令浙江大学校长指名开除为首的进步学生邵浩然等。他们赖竺可桢的抵制而得以幸免，杭高的校长也宁可自己不当校长也不开除学生。1947年，在“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后，又发生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杀害的“于子三惨案”。惨案发生后，竺可桢在南京向各报谈话，肯定于子三是好学生，称于之死将成千古奇冤。谈话见报后，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向蒋介石报告，说竺可桢有意煽动学潮。蒋通过朱家骅要竺在报上更正，竺可桢本着他的求是精神，不顾个人安危，坚决声称“报载是实，无法更正”。回到杭州后，在对学生的一次谈话中，他理直气壮地鼓励学生说：“真理在我们一边。”国民党当局不让同学们为于子三公开出殡，、悲愤满腔的竺可桢校长同意先在校园中设立于子三的衣冠冢，并亲自在衣冠冢前深切哀悼，出现了广大师生泪湿衫襟的动人场面。
1948年初，浙江省主席沈鸿烈一再示意竺可桢应利用寒假，按特务机关所开列的名单开除三四十名学生。竺可桢不同意这样做，他说浙大向来事事公开，开除学生必须有理由，校方并不知道谁是共产党，省府所给名单也未必可靠。对此，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吾人总须爱护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同年8月，蒋介石密令逮捕大批学生，发下之名单中有浙大师生19人。在事先与竺可桢商洽时，竺可桢再次强调如欲逮捕学生，必须有确切之证据。在这两次当局迫害进步师生的逆流中，经竺可桢努力，先后保护了两批各几十名进步师生免受迫害。
竺可桢十余年如一日始终爱护学生。他有一个主导思想，那就是培养大学生是为国家培养骨干和栋梁之材，中国近代科学文化落后，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振兴中华的需要，家长把给他们的子女托付给学校，作为校长自己要无愧于这种信赖。竺可桢坚持民主办学，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高等学校中，无第二人能相比。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党的领导下，他又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