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亲历记

　　1946年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大地一片寂静，伸手不见五指，我们的部队按着军区的统一部署就要突围了。在此之前，我在中原民主建国大学提前结业后分配至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八团任文化教员。在听了连长的简短动员之后部队立即出发，战士们在小声地互相叮嘱：“紧跟上，别掉队！”前头部队刚刚过了铁路，突然间枪声大作，敌军发觉了我们突围，铁路旁的碉堡吐出了猛烈的火舌，子弹在我们头上横飞。团首长命令二营冲过去拔掉那个“钉子”。不一会儿，随着一声巨响，敌人的碉堡哑然无声了。我们大部队陆续地通过了铁路，当敌人从武汉和信阳方面开来装甲列车增援时，早被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当我主力越过平汉路，向川陕边境转移时，国民党军前堵后追，还派飞机扫射、轰炸，妄图把我军消灭在途中，战斗非常频繁。我们突围出去后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过丹江。平时，丹江的水不太深，可以涉渡，但是由于下了大雨，上游洪水下来，水太深不能强渡。团首长决定割断路旁的电话线，派几名会水的战士把电线拉过河去，拴在两岸树上，人们拉着这条电线过河，但由于中流水势过急，有的同志被洪水卷走了。团首长照顾我让我紧紧攥住马尾巴，我总算安全地渡过了丹江。过江后，再往前面走就是豫鄂陕三省的交界点荆紫关了。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据说为古战场之一。根据侦察兵报告，前面已发现敌人，国民党军在荆紫关到南化塘一线派兵把住隘口，并从各方面往此集结兵力，妄图在此聚歼我军。我英勇善战的九团勇士们绕道至敌军一侧，勇猛地冲过去，一举夺下隘口，保证了后续部队安全通过。
　　自此以后，我们进入了陕南山区。为了躲避敌机的干扰，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夜行军，遇到敌人堵截，能打就打过去，不能打就攀高山，绕小路，把敌人甩掉。在多次战斗中，有不少战友光荣牺牲，或者因伤因病掉队被敌人杀害，部队减员大、病号多。部队当时最突出的困难就是没有吃的。青嫩的苞谷刚刚吐出红缨，指战员们就连穗子吃了；土豆、红薯还只有拇指大，也烧吃了。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同志特别注意部队纪律教育，告诫部队：吃了老百姓的庄稼，一定要在地里留下钱或银元。有一天，我们在路旁见到这样一幅布告：“本纵队全体同志，务必遵守群众纪律，真正做到秋毫无犯，违者枪毙。王震。”
　　在我地下党组织的接应和协助下，我军渡过了渭水天险，来到了西兰公路一侧。西兰公路是西安通往兰州的一条交通要道，国民党凭借其机械化运输的优势，在此布置了最后一道防线。能否顺利通过这道防线，关系到我军的生死存亡。我们到达公路时已经是傍晚时分，黄沙一片，夕阳如血。这时，公路右翼和公路对面的高原上都出现了敌军，他们居高临下，对我军威胁最大。等待就等于灭亡。团长尹保仁手挥驳壳枪，指挥一营占据有利地形，打退右翼敌人的进攻，掩护后续部队过路；接着他又带领二、三营向对面高原的敌人冲去，在我军重机枪的掩护下，迅速打垮了对面敌人。
　　正当我们部队与堵截的敌军拼搏时，彭德怀奉中央命令指挥陕甘宁边区部队出击，前来接应我们。他们在西兰公路另一段向敌人展开攻击，牵制和大量消灭了敌军，保证了我军侧翼的安全。当我们到达边区和兄弟部队会合时，真是悲喜交加，互相热烈拥抱，不觉流下了胜利和喜悦的泪水。
　　进入延安以后，我部直接开进飞机场，在那里召开了一个盛大的军民欢迎会，还有外国记者参加。王震同志站在一辆敞篷大汽车上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协定，在美帝的支持下挑起全面内战的罪行，并表示我们军民保卫边区的坚强意志和彻底粉碎国民党进攻的必胜信心，话语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当王震同志向毛主席汇报突围战斗情况时，据说还向毛主席讲他从中原带来了三十个“墨水罐子”（指我们这些从重庆大后方和敌占区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我们到达延安的第三天，毛主席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接见我们中原突围部队。毛主席高度评价我们三五九旅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的革命精神，肯定我们打破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返回延安是“经历了第二个长征”，鼓励我们要继续发扬勇敢顽强的优良传统，把三五九旅的旗帜插到北平的城头上！六十年过去了，当年毛主席的讲话，依然在我耳边回响，鼓励我继续前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