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忆皖南军民鱼水情

      1939年3月，作为上海地下党员和医务人员的我，因抗日战争需要赶赴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参军。经过数月政训后，分配到新四军军医处前方医院工作。军医处和医院设在靠近军部的南堡村，那时的小河口还没有后方医院。
      从1939年11月至12月底，日寇数千骑步兵，分五次袭击泾县以北的繁昌城。我们三支队指战员，在谭震林司令员的指挥下，英勇奋战，在广大人民的协助下，粉碎了日寇的五次“扫荡”，保卫了繁昌。战后，伤员较多，因此，我们前方医院就移驻肖家村，搭建了竹棚病室扩大收容。军医处和前方医院领导以及部分医护人员，借住在肖永年前辈家堂屋和前后厢房内，手术室和药房就设在谢金红、谢志英前辈的堂屋和庭院内。1940年4月始，日寇又多次向三里店一带“扫荡”，随即就发生了有名的叶挺军长亲自督战指挥的父子岭战斗、何家湾战斗。  
      伤员直接送下来，经处理后，轻伤、四肢伤等伤员只能散居在各家各户；头部，胸、腹部重伤者收入竹棚病室。肖村的群众，都让出了自己最好的住房，堂屋、厢房甚至刚结婚的新房。床铺全是用木板架设的，没有一张地铺。每天的清洁卫生，都是房东打扫。开饭时，各家房东帮助我们将饭、菜、汤分送到每个伤员床边，对上肢不能活动的伤员，则一口一口给他们喂饭喂汤，帮助洗晒衣被、敷料等，甚至还要帮伤员解决大小便时的困难。他们把我们和伤病员视同家人，情真意切。
      我管重病区，又兼管手术室，每次看到老乡颈上垂着甲状腺瘤(皖南水中缺碘引起的地方病)气喘吁吁抬着伤员来到面前，数九寒天，衣服盖在伤员身上，可他们自己还大汗淋漓的形象时，心中的感激之情难以自制，暗暗发誓，一定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解救人民于深重的灾难之中。
      1940年10月，上万日寇即将直逼云岭“扫荡”。入夏，上级指令我们迁驻王庄，医院设在一个大祠堂内。这次也是叶军长亲自指挥，历时七天的泾县保卫战，消灭敌人三千余人，粉碎了日寇“扫荡”。王庄的祠堂极大，手术室和病房全在祠堂内，我们医护人员散居民家，我借住在一个二进的深宅大院内单间厢房，房内有雕花大床。房东是一对六十开外的老夫妻。有一夜我感冒发高烧，迷迷糊糊把蚊香挂在帐钩上，天明发现床棚的一角被烧焦了，我赶快出钱找人修补，再三向二老赔礼道歉；二老一句责备话也没有，反而安慰我，真使我无地自容，十分惭愧。二老虽然早已作古，但二老的友情却使我终身难忘。以后，我怕引起火灾，干脆迁睡在手术床上。
      1940年底，蒋介石妄图消灭新四军，下令北撤。我们是后勤非战斗部门，12月20日我随军需处军法大队和戴济民所长带的医务所同志北撤时，几百人的队伍齐唱“别了，三年的皖南，目标扬之江头……”时，无一不显露了对泾县父老乡亲的眷恋、感激之情。
　　我们北撤不久，1941年1月4日，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有许多战友在此次事变中牺牲。皖南的青山绿水，安慰着他们的军魂。也有不少战友，得到了乡亲们的帮助突围而出，至今尚健在，乡亲们此情此意如何报答?
　　1971年我从外地调回上海工作，多次去过绩溪、泾县等地。眼见了泾县今非昔比的巨大变化。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实际出发，制订了科学的战略性发展计划，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大提高，真是欣慰至极。
　　转眼间，我由当时年轻的小医生，已变成九十岁的老人，无力参与建设，只能在有生之年积极参与王直同志牵头举办的新四军助学基金会，建校、济困、助学，培养下一代，以报答老区乡亲们的深情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