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留给我的宝贵遗产

　　我是方志敏烈士的女儿，江西省交通部门的退休干部，中共党员，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名誉会长，现年76岁。
　　我从小失去父爱，因而对父亲特别怀念。从我稍懂事起，乡亲们就常给我讲述我有一个可爱的父亲，一个英雄父亲，我期待着有一天父亲能出现在我面前。随着年岁渐长，我知道父亲确实牺牲了，我失声痛哭。每当我看见小朋友得到父爱时，我都会流下热泪。
　　旧社会，我以泪水思念父亲，解放后，我以笔墨来缅怀他，经过多年的磨炼，竟形成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我不怕艰难困苦，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情，就是遇到再大的阻力，我也毫不退缩，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退休二十多年来，为了纪念父亲，宣扬他的革命事迹，我沿着父亲当年的战斗足迹，行程万里，走遍了父亲战斗过的地方。为了再现父辈当年战斗的情景，我写成了两本书——《方志敏全传》、《方志敏和他的亲人们》，并以此告慰敬爱的父亲：“女儿对得起你，愿你含笑九泉！”
　　1932年冬，我降临人间，当时正值敌人前来“围剿”，母亲缪敏将我的脐带拉断，由群众保护上山脱脸，把我交老百姓家带养。我不满4岁时，父亲牺牲，母亲被捕坐牢，我由父亲部下老红军吴西河和苏区妇女干部陈春花抚养，成了吴家之女，名为吴梅，解放后改名为方梅。苦难的童年，磨炼了我顽强的个性和毅力。我进江西烈士子弟学校学习文化后，读的第一本书是1953年母亲送给我的父亲遗著《可爱的中国》。母亲在这本书的扉页写道：“梅儿，这本书是你父亲在狱中用血泪写出的遗言，你要反复的精读，努力的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你爸未竟的事业！”尽管，当时书中有很多字我还不认识，但什么叫祖国，以及父亲对祖国的挚爱，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后来，我又熟读了父亲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及《清贫》等遗著，使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启示。我努力地学习文化，参加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决心进一步学习父亲，宣传父亲，要使父亲的《略述》成为“详述”。于是，我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自费走遍了父亲战斗过的地方，访问过千余位父亲当年的战友和知情人，开过百余次座谈会，由此，我对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写了几百万字的采访文稿，做过百余场父亲革命的斗争事迹报告。父亲高大的形象始终屹立在我的面前，为救可爱的祖国，他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换来祖国今天的新面貌！
　　父亲在弋阳高小读书时，曾在校门口贴出一张决心书：“我方志敏‘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从此，父亲为之奋斗终生。他在南昌开办文化书社，宣传民主与科学，开展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1924年3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从此，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1927年春，父亲担任江西省农委书记、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出色地领导了江西农民运动，使江西成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由于国民革命失败，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当年秋，他历尽艰险回到故乡，和他的战友一起高举爱国救国的旗帜，在两支半枪的基础上，举行秋收暴动，遭到千余倍白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围剿”。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下，父亲与他的战友们坚持革命必胜的信念，以顽强的毅力、智慧和才华保存了革命力量，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父亲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策划大批白军起义当红军。后来这批人经过长期的锻炼，其中有不少人成为红军中的高级干部。1930年，成立了红十军。在军事力量壮大后，父辈领导赣东北军民夺取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父亲未能出席大会，但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父亲得到中央红旗勋章的奖励，这是党和人民给予他最高的荣誉。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父亲被增补为中共六届中央委员。父亲在接受红旗勋章仪式上致答词说：“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授给我的勋章，不仅是奖励我个人，而且是奖励全省工农群众与红色战士的光荣斗争。我接受勋章以后，更要尽我个人所有的力量，为建立苏维埃的新中国而斗争到底！”父辈经过8年土地革命的浴血奋战，创建了受到毛泽东主席称赞的“方志敏式”的根据地，后来发展成全国六大模范苏区之一的闽浙赣省苏区。父辈们还创建了受到中央红旗奖励的两个红十军（1933年1月老红十军调中央苏区参与反敌人第4次“围剿”的战斗，1934年11月新红十军和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军长征先遣队）。1934年冬，在全国抗日的关键时刻，中央命令红十军和红七军团组成红十军团北上抗日，父亲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率军北上。面对赣东北苏区父老乡亲，父亲想到新红十军调走，苏区人民必吃二遍苦，于心何忍！想到革命大局的需要及入党时的誓言，父亲立即发出“党要我干什么，虽死不辞”的豪言壮语，率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当先锋，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在数倍敌人的围追堵截下，战斗失利，父亲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敌人的监狱里，父亲将自己的心血化作文字，表达了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和热爱，仅半年时间，就以顽强的毅力撰写并以他特有的人格魅力，机智地从狱中送出《可爱的中国》、《清贫》等10余万字的文稿，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同时，他还策划越狱以及引导敌人看守哗变。父亲顾及同志，拒绝个人越狱，因无外援，越狱未成，1935年8月6日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年仅36岁。
　　我虽然自幼失去父亲，但我却得到父亲遗留给我这一辈用之不尽的遗产——赤子的爱国深情！我一直想用这一遗产，做一点我应该做的事情。我18岁才进烈士子弟学校读书4年，文化实在太低，不具备写书条件，这就让我要比常人付出更大的艰辛。我长年累月坚持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写稿。有很多字不会写，我用同音字来替代，手指都写得变了形。我病倒了，尤其是严重的眩晕症，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我哭了。此时，我想起父亲在遗著中的话：“何时枪毙——明天或后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没有枪毙以前，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情况写出来。我在这炎暑的夏天，汗流如雨，手执着笔，一边构思和写作，一边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我如此写下去的动机是，以事实向全中国人民及至全世界人民阐述，英雄的赣东北苏维埃为模范省以及中央授予红十军奖旗之荣耀的，并以此驳斥敌人的造谣中伤和无耻谰言！我已认定，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苏维埃制度必将代替国民党的制度，从而把中国从崩溃的边缘中挽救出来！”父亲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仅半年时间竟能写出10余万字的文稿。现在，我有如此好的环境，又有很多同志给予我帮助，怎能不把父辈的精神风貌写出来呢？我咬紧牙关坚持体育锻炼，跌倒了，爬起来。作为女儿，有继承父亲精神的义务！
　　为了弥补自己写作水平的先天不足，我坚持写日记，读报纸，读小说，看报刊上的文艺作品，听广播剧，看电视剧，看广告、标语等。从模仿入手，自己学着反反复复地去写，去改一个个故事或一段段情节，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当《全传》写到最后一节“为了可爱的中国”时，我含泪饮泣！那是记述父亲在敌人监狱中的苦难与战斗，与其说父亲是被囚禁，倒不如说，他是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与敌人进行一场精彩的战斗！写父亲，哭父亲，我无限地怀念他！每当我早晨写稿时，总仿佛看见父亲站在我的身边对我也是他要对同志们说的话：“同志们！十分亲爱的的同志们！永别了！请你们努力吧！我这次最感痛苦的，就是失去了为党努力的机会。你们要认识到，能为党工作，为党斗争，那是十分宝贵的。”此时此刻，我的泪水湿透了稿纸，我放声大哭，结束了《全传》的写作。
　　1999年8月，一本40余万字的《全传》，经过了13次易稿，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舒惠国为该书作序，他高度评价了父亲的丰功伟绩、高风亮节和革命情操。中国军事科学院对《全传》书稿作了审批，认为该书“观点正确，史实可靠，对方志敏伟大形象的刻画比较真实、生动，尤其是方志敏的言行，亲切感人，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书。”时任中纪委常委、副书记的刘锡荣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你克服了重重困难长期坚持收集资料，刻苦写作，终于完成了巨著《方志敏全传》，这对中共党史、军史、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精神可嘉,祝贺你,并向你学习!”
　　《人民日报》、《江西日报》、《中国人事报》、《工人日报》、《新民晚报》、《中国信息报》等都刊出了读者对《全传》的介绍和评价。全国不少电台、电视台采访我，为我父亲作节目，使父亲的精神得到进一步弘扬。《全传》也是我作为对父亲诞辰100周年的礼物，在人民大会堂受到胡锦涛、曾庆红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和鼓励，更使我无限欣喜。在缅怀我敬爱的父亲同时，我也学到了革命前辈很多优秀的品质和对党对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感染着我，使我坚强，使我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父亲留给我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无价之宝，子孙后代必将发扬光大。继承父亲的遗愿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事，我感到很荣幸，并决心继续宣传学习父亲的精神，使自己活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