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江岚同志

　　我们《大江南北》的创始人之一、新四军老战士、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江岚同志走了，我为失去这位可敬的革命前辈而深感沉痛和惋惜。
　　江岚同志是安徽泾县人。抗战前他就在上海献身革命事业。抗战爆发后即奔赴延安，后被派至华中敌后，长期在人民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转战大江南北，富有政治工作经验。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副会长，并任研究会主办的《大江南北》杂志社务委员会主任。他为人谦和，情操高尚，在研究会和杂志社口碑颇好。《大江南北》前任主编徐中尼同志，是一位很有经验和见识的老新闻工作者，他不轻易说别人的好话，但对江岚同志很推崇，认为他公道、厚道、正派，原则性强，领导水平高，对下面很放手，很信任，出了问题敢担肩胛。在我初到杂志社时，徐中尼曾很感慨地说：想不到《大江南北》创刊8年以来，风风雨雨还真不少，能坚持到现在，江岚同志功不可没！
　　1965年，江岚同志从南京军区政治部调来中共中央华东局任工交政治部主任，我这时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我们从那时就相识，但由于不在同一单位，后来又发生“文化大革命”，所以这期间我和他很少接触。“文革”以后，他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理论工作，而我这时从事新闻工作和政策研究工作，同他接触也不多。我同他接触交往多，从相识到相知则是在我们离了休、参与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大江南北》杂志社的工作之后。
　　1993年，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第三届换届，一些年高体衰的老同志（包括江岚同志）需作调整，有的老同志见我年龄、身体比较合适，就动员我出来。我开始颇为犹豫，没有应允。江岚同志得知后，同我谈了一次话。他直截了当地说：陈扬，你可不要小看这项工作。最近我看了一个材料，披露了苏联解体的经过，分析了解体的原因，真是触目惊心。苏联解体有诸多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那些所谓的激进改革派在意识领域内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他们的策略，就是首先抹黑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抹黑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这个教训太惨痛了，值得我们记取啊！我们现在退了下来，其他事情做不了，在这方面做点事还是很有意义的。他的这次谈话，语重心长，分量很重，我深受震撼。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只能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以自己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最后尽一分绵薄之力了。
　　这年，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完成了换届，新的领导班子分工，决定由我负责《大江南北》杂志，杂志社社务委员会与研究会宣传委员会合并，不另设立。江岚同志被新一届研究会聘为顾问。此后，他对杂志社的工作依然十分重视和关心，他十分同意胡立教、夏征农两位研究会名誉会长的意见，认为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要把办好杂志列为工作的重点。杂志社举办的重要活动，他只要健康状况允许，都前来参加。我们在工作中遇有难以把握的问题去同他商量，他总是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还为杂志撰写了《回忆何克希同志》、《再访延安散记》、《南下浙东》、《矗立在西北高原上的一座洪炉》、《让历史讲话》等很有分量的文章，尤其1989年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50周年之际，他作为此事的亲历者，满怀革命义愤和激情撰写的《一出亲痛仇快的历史悲剧》，读后确实令人心痛，令人沉思，难以忘怀。
　　近几年来，江岚同志的健康状况尽管每况愈下，但对《大江南北》仍然是情有独钟。他视力严重衰退，看杂志有时用老光眼镜不行，就用放大镜看。1999年4月，《大江南北》出版第100期，他热情撰文祝贺，引用古语说：“不经几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2007年杂志发行突破11万份，他兴奋异常，连说：真不容易，真不容易，说明我们的杂志还是有它的读者群！
　　江岚同志逝世后，我和研究会、杂志社的一些同志去他寓所吊唁，他的夫人、战友蒋静林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他最后的病情和治病过程。她说：他临终前几天已不能言语，但神态很平静，很安详，没有一点痛苦表情，就像睡过去一样。这使我们稍感慰藉。我想，一个全心全意，无私无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革命者，是理应这样临终的。敬爱的江岚同志，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