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新四军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新四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组建起来的。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承担了领导这一支抗日武装力量的历史重任。
1937年7月间，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他和叶挺从1928年在柏林分手，已经有10年没见过面了。这次见面由于周恩来时间很紧，只是简短地告诉叶挺，他正和蒋介石谈判陕北红军部队的改编问题，待这一任务解决之后，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将要提上议程。他希望叶挺能够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周恩来还示意叶挺可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张发奎等表示一下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借以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并通过他们争取蒋介石的同意。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正在上海的叶挺，登上寓所屋顶观察空战，目睹大队敌机深入闸北、浦东狂轰滥炸，激起了他重上战场的斗志和报效国家的迫切心情。
他找到了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并通过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建议成立一支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共同抗日。蒋介石迫于当时的严重局势，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叶挺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番号为新四军，意在表示继承北伐战争“老四军”的优良传统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
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推进了新四军的建设
新四军成立以后，即向大江南北敌后挺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是新编部队，武器不足，物资归国民党第三战区供给。由于国民党在国共合作以后继续坚持反共立场，因此对新四军横加限制，在经费上、物资上处处克扣。新四军全军一万余人，每月给的军费等于国民党嫡系部队一个军军费的一半，而且经常拖欠，长期不给，武器弹药从未补充过，缺医少药的情况也十分严重。为了抗战，新四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广泛发动民众，参加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上海地下党团结各界人民，通过各种途径积极支援新四军。
1938年5月，党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到新四军战斗的地方去，并从上海动员学生、工人、积极分子、党员到那里去工作。后来，中央东南局又对上海地下党作了具体指示，要求上海做好对新四军的宣传工作，尽可能输送干部到新四军去，经济上能给予援助，并掩护新四军后勤部门同志在上海采购，帮助新四军发展壮大。上海地下党把支持新四军的工作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从新四军成立初期到1939年底，上海支援新四军的环境比较有利：日军刚侵占上海，敌伪势力尚未渗入租界；国共合作刚刚形成，中共在上海的党组织争取了某些范围的合法活动。上海积极开展对新四军的支援工作。
最早一批从上海输送到新四军的人员是由叶进明、乐时鸣等地下党员率领的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共108人，25辆汽车。这批人员后来成为新四军后勤战线和各级兵站的骨干力量。1938年1月，他们在南昌与新四军办事处接上关系后，就集体参了军。 他们接受的任务是把分布在闽、浙、粤、赣、湘、鄂、豫、皖8省10多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中到皖南岩寺。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袁国平主任等领导就接运红军游击队的任务亲自向煤业救护队作了交待。到1938年4月，煤业救护队冲破各种阻力，接运工作基本结束。
根据军部领导的指示，煤业救护队人员和车辆被分配到各兵站。他们还担负着新四军与大后方的交通联系。这条线自皖南经金华、宁波、上饶、南昌、桂林、贵阳到重庆。如宋庆龄捐赠的药物，海外华侨和爱国人士购赠的军械药品，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卡尔逊、史沫特莱等来访，都是通过这条线接送的。1939年2月到3月，岩寺兵站还负责派车到重庆去迎接周恩来和叶挺到军部，然而又将周副主席安全送到金华。
新四军在初建时，全军只有万余人，远远不能适应华中敌后抗战的需要，文艺、医务、技术等方面的力量也十分薄弱。对此，党中央明确指示，要上海给予支持。为此，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和沙文汉专程到皖南向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接受任务。针对当时新四军中，知识分子干部缺乏的现状，上海地下党专门动员了一些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去皖南，如陈一诚、周林、汤镛、扬帆、彭柏山等，他们在新四军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动员了三批青年，共约1500人去皖南参加了新四军。这批人经过教导队学习，大都成为新四军的各类干部。此后，上海还有一批文化人通过慰问团的形式去皖南参加了新四军。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苏南、开辟茅山根据地后，上海“工委”动员了约1000名工人充实了一支队的战斗力量。从上海输送到新四军和游击队的人员，人数最多、时间最集中是在1939年初到1941年底，去向大多是到苏南、苏中、苏北、浙东等抗日根据地和沪宁铁路东段。
另外，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需要的专家、学者、科学技术人员，有相当部分也是从上海动员去的。据上海地下党工委负责人张祺回忆：为了解决根据地的军工和民用生产需要，上海地下党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动员了纺织、面粉、日用工业品、卷烟、医药、印刷，直到修造枪炮等行业的各种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前往抗日根据地工作。根据地创立银行准备发行货币的时候，需要印刷人才，仅上海印刷系统动员去根据地的就有100多名党员和1000多名工人积极分子。针对新四军无线电收发报人员紧缺，上海还在职业教育的掩护下，办了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凡是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及东路地区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都是千方百计，动员输送，满足需要。据不完全统计，从上海输送到新四军的人员，总共约有2万人左右。
上海对新四军的物资支援数目较大，范围也广。当时捐赠物资的有职业界、文化界、工商界、金融界、女青年会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等。捐献的物资有棉衣、棉被、鞋子、毛巾、罐头、药品、医疗器械等各种部队急需物品。当时捐献方式多种多样，有的义演义卖，有的节约献金，许多人是带着国仇家恨踊跃参加这一活动的。仅1939年上海开展的征募寒衣运动，据当年8月16日《上海工运简报》刊载，捐献总数就达90万元。另据同年10月份有关资料统计，参加捐献者超过10万人。在当年捐献运动中，令人最难以忘怀的是职妇主席茅丽瑛，她为义卖惨遭日伪特务杀害。当这一消息在上海各报刊登后，引起各界人民的极大义愤。
1938年5月，正当军部准备进驻泾县云岭时，上海方面的两位要员金芝轩、田萼芳代表刘鸿生为首的红十字会总会和潘以三、陈渭滨为首的上海煤业公会，带着崭新的奥斯摩皮尔救护车和刘鸿生的别尔克轿车献给新四军。当晚，叶挺、项英专门设宴接待了他们。叶挺代表军部在席间聘请金芝轩为新四军交通运输顾问、田萼芳为医疗卫生顾问，并向他们发了聘书。次日，军部在岩寺举行了欢迎金、田二顾问的晚会，金芝轩在会上宣布上海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将继续支援新四军。
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支持新四军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保盟”成立不久，宋庆龄便考虑在上海成立分会，以便更好地支持新四军在江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38年8月，宋庆龄亲自委托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干事吴大琨，到上海筹建“保盟”分会，并委托在上海的美国友人耿丽淑女士具体协助。“保盟”上海分会建立后，吴耀宗、张似旭、沈体兰等人也参加了它的活动。1938年秋，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到皖南访问了新四军。她向叶挺军长建议：到香港去取得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对新四军医疗工作的支持。不久，新四军的军医处长沈其震带了史沫特莱的信，到香港会见了宋庆龄。宋庆龄很关心新四军的医务工作，对叶挺将军率领新四军冲杀在抗战第一线表示由衷的赞赏。“保盟”上海分会根据宋庆龄的指示，展开了援助新四军的工作。经过各方的发动，当年冬天在上海便募捐到10万多元，并且搞到大批药品和其它物资。在上海党组织和“保盟”分会的安排下，还组织了“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到皖南慰问新四军。1938年12月，第一批慰问团在王纪华、顾执中的率领下，通过了日军的封锁线和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防地，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慰问团给新四军带去了“保盟”筹集的一批手术器械和大量药品，以及食品、被服、文化用品等。此外，“保盟”每月还向新四军的医院提供1500元，作为医院的开支。1939年2月，又组织了第二批慰问团，由吴大琨任团长，殷扬（即扬帆）为副团长。这次带去的慰问品中，就有一部分是“保盟”对新四军医院的紧急援助物资，包括6000码（1码等于3英尺，合0.9144米）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400听炼乳、12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2000个消毒包等。慰问团在结束慰问后，20多个青年就在那里参加了新四军。
发展壮大的新四军，增强了上海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蓄意贬低和封锁消息，抗战初期，上海人民对新四军这支队伍比较陌生。在动员广大民众支援新四军时，上海地下党运用报纸、杂志、出版物，采取演讲、讲座、训练班和展览等各种方式，系统、全面地宣传新四军挺进敌后、英勇作战的真实情况。“孤岛”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办起了《译报》、《每日译报》、《导报》、《译报周刊》等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报刊。集中宣传和介绍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登载了毛泽东的《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周恩来的《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和《论抗战的新阶段与侵略者的新政策》，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艰苦奋战、英勇杀敌的光辉业绩，登载了《中国的第八路军》、《新四军战绩纪实》，以及斯诺夫人的《东战场的新四军》等专稿。
1938年12月和1939年2月，上海先后组织的两次“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赴皖南慰问后，带回大批报刊资料、图片和新四军缴获的日军战利品。上海妇女界代表姜平、朱立波参加了第一次慰问团，叶挺、项英为此专给上海妇女界写了一封感谢函：“上海巿各妇女联合会诸先生公鉴：远承贵会特派代表姜朱二女士，间关绕道，辱临慰劳，并赐奖誉，感愧实深。上海陷后，我妇女界同胞，不稍挫折，再接再厉，足征贵会领导贤劳，钦慰无已。嗣后定当追随上海二百万妇女同胞之后，坚持江南抗战，变敌人后方为前方，与贵会共襄盛业，以副雅望。不逮之处愿与贵会互相匡正也。寇焰方深，幸多惠教。至盼，专此肃复，并致民族解放敬礼！”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有文化界、职业界、学生界、工人界、妇女界和教育界等113个团体，938个宣传队，4090名宣传员，使上海人民对新四军有了全面、正确的了解，增强了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许多同情中国人民抗战的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希伯、秋迪、杰克贝尔登等，也纷纷投书、撰文，高度评价英勇抗战的新四军，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1939年5月，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派叶飞率领第六团东进，与上海地下党东路特委密切配合，开创了东路的新局面。1939年10月，东路武装游击队编入“江抗”西调后，留在东路的新四军伤员又与上海派来的地下党配合，重建了新的抗日武装，直到1940年4月谭震林来到东路接任，成立“新江抗”东路司令部为止。东路的发展和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上海巿郊农村游击队的壮大和发展，对打击日伪军的进攻，阻止国民党顽固军的破坏，动摇日伪军在上海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共同努力，打通了上海与新四军和华中各根据地的联系，使上海地下党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这不仅有利于上海对新四军的物资和人力的援助，而且在发生意外和突发情况时，有了战略转移的后方，使党组织和党的骨干得到保存，免遭大的破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正确指出：“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它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