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革命长者何叔衡

何叔衡（1876～1935）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光照千秋。
　　（一） 　　

1876年5月27日，何叔衡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沙田乡杓子冲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2岁才启蒙入学，读了八年私塾。1902年，26岁时考中秀才。县衙送来请他去管钱粮的任职书，亲友都来祝贺，他却出人意外地拒不赴任为官，宁愿在乡种地、教书。
　　1909年，他受聘到云山高等小学堂任教。他在教课时，经常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教育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立志改革，救国救民。他在任教期间，还先后介绍好友谢觉哉、姜梦周等到该校执教，并和他们一道进行学堂的教学改革，反对封建礼教，倡导新的学风，劝阻富家子弟坐轿子上学，吸收贫苦农民子弟免费入学，给学堂带来勃勃生机。但他们的革新行为却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被攻击为“学匪”、“三无党”。何叔衡留下一句话“争百年，不争一夕”，愤然辞去云山教职，奔赴省会长沙。
　　（二）
　　1913年春，时已37岁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省公立第四师范，后又转入第一师范讲习科一班就读。在这里，他认识了年龄比他小17岁的毛泽东，两人志同道合，常相往来。他们一起谈论时局，一起探讨人生，假期还一起进行农村调查，很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成了忘年友。毛泽东对何叔衡办事的热忱和炽烈的感情倍加赞许，常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何叔衡对毛泽东的勤奋好学和远见卓识，更是钦佩，常向人夸奖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何叔衡在一师提前毕业后，留在长沙受聘到有名的楚怡学校任主任教员，教高年级国文课。期间，他同还在一师读书的毛泽东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在毛泽东周围渐渐聚集了何叔衡、蔡和森等十几个有志有为的同学和朋友。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下，深刻认识到，只有把广大爱国人士组织起来，群策群力，共同奋斗，实行彻底的革命，才是救民建国的正确途径。
　　1918年4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新民学会在长沙宣告成立，学会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这年6月和8月，蔡和森、毛泽东等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工作相继赴京，在长沙的会务和通讯联络都由何叔衡实际负责。次年11月，他被选为新民学会执行委员长。
　　1919年，伟大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爆发，何叔衡以极大的热情呼唤民主与科学，全力协助已由北京返回长沙的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组织推动湖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
　　当时，湖南人民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运动迅猛开展，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驱张斗争中，新民学会起了重要作用。在楚怡学校召开的长沙市各校师生代表会上，何叔衡作为大会主席作了报告，会议发动全市各校实行总罢课，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各地扩大宣传。何叔衡负责衡阳代表团工作，亲赴衡阳。张敬尧通电全国，明令“将何叔衡革出教育界，永不叙用”。何叔衡毫不畏惧，积极领导斗争。张敬尧之弟张敬汤镇压群众爱国行动时，何叔衡当场挺身而出，并向人表示：如果张氏兄弟胆敢公开杀人，自己愿用鲜血和生命换得张敬尧的迅速滚蛋，为湖南人民除害，死而无憾。他在斗争中不仅坚决勇敢，而且注意策略，广泛与当地上层人士和湘军首领联系，争取他们共同驱张。1920年6月，张敬尧在人民斗争和湘军的逼迫下退出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毛泽东称赞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三）
　　1920年，何叔衡与毛泽东等创建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他与毛泽东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与会的13名代表中，何叔衡是一位长者，他比年龄居第二位的董必武还要大十岁。这次会议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一大”闭幕后，何叔衡和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在湖南开展党组织的组建工作。先于1921年10月在长沙成立中共湖南支部，然后在衡阳、平江、安源、岳州、常德等地发展党员，逐步建立支部或党小组。1922年5月正式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任组织委员。
　　为了培养革命人才，何叔衡和毛泽东等一道于1921年8月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在这里经常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种种问题的讨论，从学员中培养和发展党员，举办各种革命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1922年9月，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着重培训工农青年干部，何叔衡任补习学校主事。1923年11月自修大学被反动政府封闭后，他又与姜梦周等一起办起了湘江学校。湘江学校继承自修大学传统，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所党校，曾被誉为“湖南革命的先锋”，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其中尤其是农村师范部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在大革命时期都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随即发生“马日事变”。长沙驻军何键部许克祥等率兵一千余人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晚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200多人，接着又在长沙附近20多县屠杀革命群众一万多人。在这种局势下，党组织决定让何叔衡离开湖南，转移去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四）
　　到上海后，何叔衡和其他一些同志一道筹办起了聚成印刷公司，对外公开承接业务，对内秘密印刷党的文件和报刊。他既是聚成印刷公司的经理，又担任上海互济会的书记。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他胆大心细，沉着机智地对付国民党特务，坚持地下斗争。
　　1928年6月，党决定何叔衡赴莫斯科学习。在漫长旅途中，坐船行至哈尔滨时，他提笔改写了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诗：“身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表达了他为革命不惜舍身忘家、远走天涯的胸怀。
　　到莫斯科后，何叔衡参加了在这里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当时一起参加学习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等十多位中共党员。学习期间，何叔衡在政治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的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1930年7月，他完成学习任务回到上海，负责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工作。
　　（五）
　　1931年秋，党决定要何叔衡转移去江西中央苏区。他随即秘密启程，经香港、广东、闽西，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瑞金。这时正是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胜利完成第三次反“围剿”之后，苏区一片热气腾腾，何叔衡心情格外舒畅。这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何叔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还兼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等职。他是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一个重要领导干部，毛泽东的主要工作助手之一。当时，何叔衡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五位革命长者被称为“苏区五老”，受到大家的普遍敬重和爱戴。
　　何叔衡办事认真负责，反对“左”倾错误路线，实事求是地核准了大量案件，救出了好多条人命。在“左”倾路线统治下，他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虽处逆境之中，仍坚守党性，刚正不阿，正气凛然，保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
　　王明极左路线的错误领导，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进行长征，何叔衡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
　　1935年2月初，留守中央苏区的机关和仅存的数千名红军部队，被几万敌军包围在会昌、长汀边界狭小的山谷地带，中央分局决定立即疏散突围。
　　何叔衡与瞿秋白、邓子恢等一行五人于2月11日从瑞金附近出发，向闽西转移。其中何叔衡同瞿秋白拟经广东、香港去上海开展地下工作，邓子恢则决定留在福建与张鼎丞等坚持游击战争。他们先到长汀县琉璃乡小金村，与福建省委取得联系后，于2月21日开始向永定、上杭一带游击区突围。他们化装成商人和随行眷属，在一个排的保卫部队护送下，昼伏夜行，通过层层关卡。26日黎明时分到达上杭县境内坐落在崇山深处的小迳村，在此休息吃饭。不料他们的行迹被当地地主武装“义勇队”发现。这一带是福建地方武装保安十四团钟绍葵部的“清剿”区，钟绍葵获悉这一情报，立即下令对这支红军队伍进行包围袭击。数百名敌人沿着山道向村里扑来。邓子恢当机立断，立刻组织大家突围，向村子对面的牛子仁岽大山转移。但当何叔衡等即将冲上山头时，发现敌人另一支部队从侧翼包抄过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何叔衡等随同护送部队一起突围，但未能打开缺口。眼看激战多时，未能突出重围，情况万分危急，何叔衡感到自己年迈体弱，不愿牵累大家，就对身边的邓子恢说：“子恢，我不能走了，我要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说着就要夺警卫员手里的枪。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这时，何叔衡站在陡峭的山崖边上，便纵身向山下跳去。邓子恢抢上去拉他，已来不及了。何叔衡从山崖上跳下去时，被敌人的机枪击中数弹。战斗结束时，敌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在山崖下发现身负重伤的何叔衡。这两个匪徒从他身上劫走300元港币的公款，而后又举枪杀害了他。
　　何叔衡壮烈牺牲了，他实践了生前立下的“要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的誓言。那是流淌着英雄鲜血的1935年，他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