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向党的王绍文

　　江苏启东二效镇王绍文家，是上世纪40年代东南情报局的“窗口”。
　　王绍文14岁当学徒，19岁独立经营家庭作坊式的糖坊。他们全家老小都投入劳动，把玉米磨成粮煎成饴糖出售，在二效镇也算得上有些名气的人家。抗战前后，王绍文与社会上一些政界人士有所交往，抗日志士许诚、姚力住过他家，同他谈论抗日救国的大事，使他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对一心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有了好感。新四军东进以后，他与共产党干部、新四军官兵接触多了，凡有利于共产党的事，他乐于去做；凡有损于共产党的事，他坚决反对，即使受损失、蒙冤枉也在所不惜。
　　当年，他家在二效镇（包括父、兄在内）有大小房子共22间，其中有店面、作坊、磨坊、糖坊、厨房和卧室等。其中王绍周酒店内还有些专供小酌的单间，从正街店面到后街纵深60米，房屋排列错落有致，一般人进去后也摸不清路径。这些条件后来被情报局开展工作、掩护革命同志充分利用了起来。
　　他家开的糖坊作为情报局隐蔽之处，对外都是他的“客商”。常来王家糖坊的我党情报工作者有海门的龚宝仁、启东的倪梅生、四甲的芮之华、凤凰桥的姚凤英、麒麟镇的肖子平，王绍文都以客招待。这经费开支怎么办？经有关领导研究决定，先给王绍文一份公粮，以他的妻子胡美英的名字造册并领取。后来，到他家的人越来越多，不但启东、海门、南通有人来，江南也有人来。王家开支越来越大，一份公粮仅80斤玉米解决不了难题。由此，王家的糖坊业难以为继。情报局有责任扶他一把，让他渡过难关。实际上，这也是情报局分内的事。于是，由我去县财政局，用预领公粮证的办法，每次千余斤，以资助王绍文糖坊的正常运转。后来，我还到财政局为王借了一笔江淮币（当时的流通券），让他一次购进数千斤玉米作原料，扩大了饴糖生产规模。另外借了一百担皮棉，支持王做粮棉生意。接着，王绍文和东南行署的江海公司合作做粮棉生意，把粮棉运到江南、上海，再换成军用品回来，一面做生意，一面兼带传递江南的情报。王绍文家实际上成了我党的隐蔽联络中心，他自己也成了义务交通员。王绍文冒着风险每事必办，从无闪失。这些外人不知道的贡献，只有当年的当事人我、陈伟和黄永祥以及有关领导知道。
　　更为可贵的是王绍文一家为了掩护革命同志，动了不少脑筋，设计了几个简易密室，在危急关头，一个眼色、一个手势，顿时就使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不见影踪，同志们由衷地称它为王绍文家的“障眼法”。
　　我亲身感受过“障眼法”的掩护作用。记得有一天，我正在王绍文家工作，敌人进了二效镇。眼看敌人快进屋了，王绍文家人把我藏在煎糖大锅后的密室内。敌人一进来，只见满屋子蒸汽，什么也看不见，就走了。另一次，我情报人员陈伟在王绍文哥哥王绍周家，鬼子进了街，王绍周妻子招招手，掀开一只大酒缸盖子，老陈爬了进去，忙拉上大草盖。敌人进屋，看看都是酒缸，酒气熏天，捏着鼻子走了。王绍文全家用类似的办法，在危急关头掩护了许多同志避过风险且从未出事。
　　还记得有一天，王绍文购进两具棺材，他对家人说：“这东西另有用处，绝对不能对外讲。”他把父母遗像挂起来，放上供桌，安上牌位，做出“厚葬”的架势。当时，他从上海、江南采购来的一些军需物品，就密藏于棺材内，敌人做梦也想不到这“棺中无尸”的秘密。
　　为了有利于工作，当时我们情报局同王绍文约定：1、我们的同志都作为经商的老板、先生、小姐来招呼，绝不允许透露其干部身份。2、以商务活动名义掩护和接待各地的工作人员。3、迅速、安全地传递情报。4、到上海等地为我们采购物品。5、协助做好安全工作，掩护打埋伏的同志及其家属。王绍文把这些要求告诉全家老小，要他们人人遵守，绝对保密。
　　一天，我方税务干部张伯涛收税时收到金条、金器，来到王绍文家正在清点时，富安镇出动的敌人突然闯进了二效镇，一时枪声大作，距王家仅五六十米了。张伯涛连忙冲出王家北门，穿小巷脱险。危急中，王绍文把黄金包扎好藏于灶膛灰中。事后，他从灰中取出这包一市斤多的黄金如数交给了张伯涛。张伯涛原以为这包黄金肯定给敌人抢去了，想不到王绍文临危不惧，终使这笔款项完整地回归人民。
　　王绍文掩护我党同志，不仅舍得花钱，直到身家性命。1943年7月的一天，县委妇委书记王炎途经二效镇，正好天下雨，她手挽竹篮进王家的“畅一天”菜馆避雨。这时，东西两路敌人几乎同时闯进二效镇。王绍文妻子胡美英怀抱3岁女儿王锦芳掩护王炎穿过小巷向北转移。走出巷子，胡美英接过王炎手中竹篮对她说：“你快走，我在后边掩护，一切由我对付。”敌人只认手挽竹篮的女人追，王炎脱险了。胡美英母女俩躲避追敌时，一不小心掉进沟里，3岁的孩子受惊患病，不几天就夭亡了。1943年冬天，曹家镇（离二效镇七八里）敌人得到奸细密报，在夜间出动近百人包围王家，王绍文、王绍周都被捕。王绍文弟兄俩宁死不屈，后经有关方面全力营救，才获释脱险。
　　1947年春，王绍文接待了江南十地委的九个同志来糖坊避居一个时期，后来被敌方发觉，派部队闯进了二效镇搜索。王绍文立即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敌人没抓到我党的同志，就捕走了王绍文的哥哥王绍周和他的大女儿王锦杜。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他俩坚不吐实。王锦杜由此被打成重伤，医治无效，年仅16岁英勇献身。
　　在与日伪进行的经济斗争中，为防止敌人掠夺物资，抵制伪币的大量流入，改为统一使用抗日根据地发行的江淮币。我东南行署财经局在二效镇作发行江淮票的试点，在试点过程中，王绍文邀请镇上的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崔志鹤、姚昌盛、蓝其英座谈商量，控制伪币流入的过渡办法，就是发行一种限于本地流通的代价券，以后用代价券兑换江淮币。群众一时接受不了，怕受骗。王绍文同这3户商家一起发表声明：“江淮银行是抗日民主政府办的银行，不会倒闭，如有吃亏，有我们这4家商户以资抵偿。”鉴于王绍文在当地工商界与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消除了大家的疑虑，使江淮币在当地人民中取得了很高的信誉，得以顺利流通。
　　当时，我党在当地的领导都已把王绍文看作没有正式填表的共产党员，他也不愧为江海儿女中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的优秀代表。
　　令人遗憾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三反”运动中，王绍文被错误地当作苏北的一只“大老虎”（即大贪污犯），关进监狱，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上才为他平了反。1993年，王绍文逝世。（陆凤贤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