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于伶的交往

　　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仍关注着万里之外一个当时并非十分出名的文化人于伶；初次见面的彻夜长谈，给予严寒中跋涉者融融的暖意，一个剧本的写作，一件小事的嘱托……寓含着多少的关怀，产生了多少的心灵震撼！

万里外的关怀　　

《花溅泪》1939年首次上演时，于伶写了一篇短文，文章最后有这么一段话:
　　要是这次演出《花溅泪》能有成就的话，是一群一心地直接间接合作者的心血与精力累积的代价。我自己将以更热情来回敬热情待我者，以更努力来报答努力合作者。为了戏剧，为了爱定了演剧艺术，我愿出生入死地把生命赌在这受难的孤岛戏剧运动里面。
　　这是于伶在“孤岛”时期心情的真实写照。他曾将这些话写给当时在远方的好友夏衍，也写在《花溅泪》再版的题记中。当时匆匆写就，他并没有、也无暇去推敲这些话里有什么欠缺。
　　翌年，从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少文那里传来一句话:远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于伶这篇文章，对最后一句话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决心可嘉。但是，“把生命赌在这受难的孤岛戏剧运动里面”这句话，提法不妥，是情绪不健康、政治思想锻炼不足的流露。
　　刘少文并没有对于伶详细转述周恩来讲这几句话时的背景和前言后语，只是郑重地转达周恩来的期望，希望于伶加强学习和思想锻炼。于伶紧握住刘少文的手，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未作更多思索写下的普通几句话，竟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而且这位领导人远在万里以外的重庆，身负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重任，日理万机，折冲樽俎，眼睛注视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局势，胸中装着亿万人民的命运，案头堆积着千头万绪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将那睿智深邃的眼光，射到敌后“孤岛”一角，抚慰着“孤岛”文化战线上斗士的心田，而不放过一点点黯淡的翳影。
　　于伶当时还没有机会见到这位景仰已久的领导人。他的心情，他自己以为，只能用“感激涕零”四个字，才勉强可以形容。

曾家岩彻夜长谈　　
　　1943年元旦，是于伶近几年来最兴奋的一天。不仅由于这是他离开“孤岛”又辗转香港、桂林的几年离乱后到重庆度过的第一个新年，更因为这一天他见到了久已景仰的周恩来。
　　他随徐冰、夏衍从城里去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那里的新年联欢晚会。
　　周恩来像老朋友似地跟于伶握手，轻轻摇了两下，说:“我们晚上找个时间谈谈，好吗？”联欢晚会结束后，周恩来要于伶同车回市区，到了曾家岩“周公馆”，已近深夜。周恩来请于伶在会客室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说：“于伶同志，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可是我读过你不少剧本。”于伶脸红了，嗫嚅地说:“那都是不成熟的急就章，剧团等着排演……”周恩来微微摆摆手:“你们在‘孤岛’坚持演出进步话剧，不容易。三年前我曾经托一位同志带口信，对你的一篇文章提了些意见。”“是的，”于伶急忙回答:“刘少文同志很快就转告给我了，您批评得很对……”“谈不上什么批评。”周恩来又摆摆手:“对自己的同志，我就要求得严格些，你不会介意吧?”“哪里哪里，”于伶又感激又惶恐:“我一直在白区工作，政治修养方面很幼稚……”周恩来换了个话题，解脱于伶的窘态:“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你读过了吗?《新华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读过了，在桂林读过一遍。”“读一遍是不够的。这个讲话非常重要。”“是的，我一定再认真读读。”
　　于是周恩来详细阐述这个《讲话》对中国文艺工作者，对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创作和学习方面的重大意义，也介绍了他自己的学习体会。尤其关于知识分子改造思想、转变立场那一段，周恩来结合自己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来讲述思想立场的转变过程，娓娓道来，如话家常。那些话，对于伶来说都很新鲜，闻所未闻，而周恩来又讲得那么透彻，那么亲切，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点点滴滴全洒落在心田深处。
　　夜正长，话题又回到于伶近几年写的剧作上。他没有想到，周恩来竟能如数家珍地一一评说那些作品的成功与缺陷。话虽不多，却一针见血，又说得委婉体贴，很能体会“孤岛”作者的甘辛。
　　周恩来说:“你在《女子公寓》里写到一位进步女性要离开上海，到一个‘老远老远、很苦很冷的地方’去，大约就是指陕北了。那样写法很好。”“在‘孤岛’那样的环境，只能那样含含糊糊地写……”“我知道我知道。”周恩来打断他的话:“其实，观众一听就明白。”“是的，每次演出的时候，一到这地方，观众就鼓掌。”“观众是可爱的。”说着，周恩来望着窗外漆黑而阴冷的夜空，沉默半晌，似乎他的心已经飞越万里关山，飞到他熟悉的、战斗过的上海去了。
　　山城的冬夜是寒冷的，于伶却感到融融的暖意，一夜长谈，如坐春风。周恩来对于伶既有鼓励，也有批评；既有引导，又有期望。于伶怎么也不曾料到，在他刚刚来到重庆的第二天，在生平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的时候，就受到如此器重。

“没有生活积累怎么写”
　　从此，于伶成为曾家岩“周公馆”的常客。“周公馆”是日夜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的，从正门进出，逃不过鹰犬的眼睛。于伶去时，就从长江边的小路穿过小巷，由后门进入“周公馆”，有时一个人去，有时同司徒慧敏两个人去，处险不惊，习以为常。如果碰到文委的徐冰、夏衍、张颖在，同周公、邓大姐一起吃顿饭，那就更有回家的亲切气氛了。
　　1943年初夏的一天，于伶接到通知:周恩来要回延安参加中央的会议，行前约一些戏剧界朋友到天官府郭沫若住处聚一聚。
　　每年一到初夏，重庆特有的雾季就快结束。雾季过去，敌机的轰炸就该开始了。频繁不断的空袭，使话剧团正常的演出受到影响。
　　周恩来正是约大家来商量下一个雾季各个剧团准备演出的剧目。那天，人到得很齐全。可能是听说周恩来要回延安，虽然明知是短期的，也都怀着依依惜别的情绪。根据于伶后来追忆，除了主人郭沫若，到会的有夏衍、冯乃超、阳翰笙、徐冰、孙师毅、应云卫、史东山、陈白尘、陈鲤庭、章泯、司徒慧敏、宋之的、张骏祥、金山、张颖，以及他自己。
　　周恩来先回顾了“皖南事变”前，反动派封闭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三家进步书店在各地开设的上百家分店；“皖南事变”后，又禁了二百七十多种进步戏剧和小说。是郭沫若的扛鼎之作《屈原》，由冲破压力而崛起的中华剧艺社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轰动了山城和大后方，给重庆的戏剧界带来新的生机。
　　周恩来那炯炯的目光扫视大家，说:“下一个雾季中，大家准备演出哪些剧目呢?我知道后可以安心去延安，让延安的同志听了也高兴高兴。”
　　到会的人就七嘴八舌地报告了已有的新剧目和正在创作中的题材、剧名和构想。周恩来仔细地边听边思考，也随时插话，提些问题，发表点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且一再声明说是“仅供参考”。
　　于伶讲了自己在桂林逗留期间就酝酿的一个新戏，是《夜上海》的续篇，剧名《杏花春雨江南》。他介绍了详细构思和分场结构，征求周恩来和在场朋友的意见，看值不值得写?可不可以这样写?
　　周恩来又向他问了几个具体的问题，就笑着说:“你若是仍旧处在孤岛上海，你当然不可能这样写它；你若是在延安和根据地，你也不会这样写它。但是今天你是在重庆，据我看，你也只能如此着笔，只能这样来处理这个题材了。”
　　于伶静静地听着，仔细咀嚼周恩来这几句言简意赅的话。周恩来的声调转为高亢激越：“你剧本里引用了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今天的现实，是沦陷区人民盼望国军反攻，泪眼欲穿。可是，救民众于水火的呼声，是谁充耳不闻，一心制造摩擦！？你应该写，要写好它!”
　　满座肃然。于伶也沉入无言的激愤中。周恩来的话，岂只是对一个剧本的意见，竟是领导者的战斗号令了!
　　史东山打破了沉默:“恩来同志，这个戏，我已经向夏衍讨了差使，我来导演，金山主演，请您批准。”
　　周恩来笑着点头，连声说好。
　　这一下，空气转为轻松了。郭沫若说:“《杏花春雨江南》，这个剧名好，美，有诗意。”
　　于伶刚想解释这是一副现成的对句，孙师毅却抢先说了:
　　“我向各位宣布一个情报:于伶还有个打算，再写一个戏，剧名是同《杏花春雨江南》对仗的，叫《骏马秋风塞北》，是根据沙汀的《记贺龙》，写贺龙将军的。”
　　“老于雄心壮志不小。”有人高声称赞。
　　周恩来却严肃地摇摇头:
　　“光有雄心壮志还不成。”他转脸向于伶:“你没有战斗生活的积累，怎么写呢?沙汀的书，只是记下贺老总的几点印象。写书还可以，写剧本，不仅要能深刻理解和熟悉全面的贺老总，还必需深刻理解和熟悉他上下左右的人与事才行。这方面，在座的宋之的倒可以写报告文学，写写我们的几位老总，他到过我们抗战的前线。”
　　没有生活积累，没有深刻理解和熟悉要写的人和事，就不要动笔。于伶一直牢牢地记住周恩来这个教诲，他毅然放弃了《骏马秋风塞北》的写作计划。几个月后，他就同夏衍、宋之的一起合作写了《戏剧春秋》。

风云变幻中的垂注
　　抗战刚胜利，国共和谈正在进行，周恩来要于伶尽快束装东下，到上海建立剧艺社，占领话剧舞台，给曾处于沦陷区的上海观众带去清新的空气。
　　国民党政府破坏了抗战胜利后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的局面。1946年秋，上海马思南路的“周公馆”准备撤退了。周恩来亲自找留在上海的同志讨论应变措施，他特别关照于伶要花气力去做团结旧艺人的工作。他自己还去看了越剧《凄凉辽宫月》的演出，对这个为上海老百姓所喜爱、却很少同新文艺工作者接触的地方剧种，寄予无限希望。于伶按周恩来指示，安排了几位同志进入越剧界，帮助袁雪芬和她的伙伴们从事越剧的改革。
　　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于伶从香港北上，又接到周恩来的命令，同夏衍、潘汉年等战友一道，从北京南下，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跟随陈毅、粟裕率领的大军进入上海。临行时，周恩来再三关照他们进上海后，要亲自登门拜访梅兰芳、周信芳、巴金、沈尹默等一批文化界著名人士，千万不能只是发个通知叫人家来开会。从这一件小事里，于伶体会到周恩来的博大襟怀和对人的体贴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