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上海国防尖端科技发展

上海拥有众多的科研机构，聚集了大批优秀科研人员，有“中国的半壁江山”之称。如何发挥上海在科技和人才方面的优势，为新中国尖端技术的发展、国防体系的建立作出新的贡献，始终萦绕在周恩来总理的心头。
　　对于上海，周恩来始终寄予厚望。正如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所说的：“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我们对上海科技界寄予深切的期望，希望上海的科学技术界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作出应有的成绩。”尤其是在尖端科技领域，周恩来多次作出指示，希望上海能够瞄准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积极发挥自身科研优势，在核能、导弹、运载火箭等的研制上取得新的突破。
　　早在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此后，在当时国家经济和技术基础薄弱、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中国发展核能的协定，撤走全部专家，带走重要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对此，一些外国人幸灾乐祸地评论说，这是对中国核研究的一次“毁灭性打击”，将使中国的核研究“处于技术真空状态”，断定中国“二十年内搞不出原子弹”。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周恩来提出，要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并要求上海承担起原子弹的核心部件——用于铀浓缩的“甲种分离膜”的研制和生产任务。
　　接受了这一任务之后，上海立即组织科研人员投入紧张的研制工作中。周恩来虽然政务繁忙，但仍时刻关注着上海的研制情况。当得知研制工作遇到一些困难时，他立即指示中国科学院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加强上海的科研力量。为了不辜负周恩来总理的期望，上海的科研人员克服种种困难，刻苦钻研，终于在1963年底成功地试制出了“甲种分离膜”元件。1964年初，兰州铀浓缩厂将上海研制的“甲种分离膜”用于工业生产，成功地分离出了用于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缩铀产品。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立即批示：“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的各项任务。”
　　发展核能研究，重视和平利用核能，这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就在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后不久，1969年底，周恩来在中央专门委员会上就提出：二机部不能是爆炸部，要搞核电站。建造核电站，对于上海这样一座工业发达、人口众多但资源严重匮乏的城市而言尤为重要。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要解决上海的能源缺乏问题，从长远看要靠核电，上海要建核电站，我支持你们。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上海在1970年初成立了专门负责建造核电站的“728”工程领导小组，开始了核电站的设计、筹建工作。对于上海筹建核电站的工作，周恩来十分关注。1970年12月15日、1971年9月9日和1974年3月31日，周恩来三次在北京专门听取上海“728”工程领导小组的工作汇报，并指示上海核电站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原则，尤其要注意安全，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要作长远的考虑，一定要保证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1974年，当时已是身患癌症的周恩来仍强忍病痛，主持了讨论建设上海核电站问题的会议，这也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主持会议讨论我国的核能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亲自批准了上海核电站的建设方案。1983年6月1日，由周恩来总理生前亲自批准的上海秦山核电站正式动工，并于1991年12月15日正式并网发电。
　　在开展核能技术研究的同时，中央又提出要独立发展导弹事业。1959年底，当时分管全国国防科研、生产的贺龙和聂荣臻提出：“上海也要搞尖端，要发展电子仪表、新材料工业”，“上海也可以搞导弹”，也就是要充分利用上海工业技术基础好，配套网络充分，协作条件好的优势，在上海试制导弹，并逐步将上海建设成为我国导弹工业的发展基地。对于贺龙、聂荣臻的设想，周恩来十分赞同。1960年春，经周恩来批准，中央正式作出了在上海建立导弹研制基地的决定。1961年3月到5月，周恩来派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三机部部长孙志远等人到上海，就上海建立导弹研制基地的具体事宜同上海市委、市科委逐一加以落实，明确上海基地的任务。
　　在上海建设导弹基地的过程中，周恩来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科研项目的确定到专业队伍的集聚，从发展规划的制定到各个方面的协调，都离不开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心。据当时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回忆，对于上海基地的情况，周恩来要求他们要及时向他汇报，许多问题他都了解得非常仔细，许多重大的决策都是在他同意后才作出的。
　　1961年，上海抽调精兵强将，并划出几家基础较好的工厂作为生产单位，组建了上海机电二局，承接中央交办的研制生产仿制型导弹“红旗一号”的任务。但是，由于划归机电二局的工厂原来都是生产民用产品的，技术力量和仪器设备都难以满足生产军工产品的要求。为了进一步发挥上海在导弹研制中的作用，克服上海机电二局生产能力较强但科研力量相对不足的状况，周恩来于1965年5月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将专门从事导弹设计的国防部第五设计院从北京迁往上海，使上海真正实现地空导弹设计和生产的结合。
　　1965年7月至9月，国防部第五设计院1200多名科研人员连同大批研究设备迁至上海。对此，曾担任上海机电二局领导职务的萧卡在回忆时说：“周恩来总理的这一决定，对上海基地的发展可以说是关键性的，它使得上海的科研设计能力跨上了一个台阶。以前上海也有设计，但设计的主要力量是在北京，五院的南迁使研制和生产在上海一个地区就能完成。因此，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关键性的。”
      当年的12月，由上海导弹基地研制的我国首批“红旗一号”地空导弹，在西北边陲巴丹吉林沙漠成功发射。
      在完成仿制型“红旗一号”后，上海提出研制开发“红旗三号”导弹。周恩来对这一设想十分支持。1965年8月，在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将上海的“红旗三号”列入国家研制计划，给予重点支持。
　　1966年5月，上海研制的“红旗三号”进行试验，但由于设计不周，导致试飞失败。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重视，详细地了解了情况，亲自看了上海关于试飞失败的情况报告，并在报告上批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改进工作方向，制定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并鼓励上海基地的科研人员早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许多科学研究被迫中断，大量科研人员遭受迫害。然而，即便是在这动乱的环境中，周恩来依然关注着上海导弹基地的发展。在1969年2月召开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赞扬了上海导弹基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研和生产的做法，并对上海基地提出了新的要求，上海要看得远一点，要搞“红旗四号”。不仅要搞科研，生产也不能放松，要搞好生产，发挥上海基地的作用。正是在周恩来的鼓舞下，上海导弹基地得以在“文革”中排除干扰，坚持科研和生产，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红旗三号”的定型生产，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作出了贡献。
　　同年8月14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上海机电二局赴京人员时，又向上海下达了新的任务——上海要建航天基地。上海不仅要搞好导弹的科研和生产任务，而且要研制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为此，他还对上海研制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在科研力量、领导体系方面作了布置。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为上海尖端科技的发展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周恩来的指示下达后，上海立即行动起来，将研制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任务命名为“701”工程，也就是1970年第一号工程，并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组织全市300多个协作单位开展大会战。在研制过程中，周恩来多次接见上海“701”工程领导小组成员，详细听取工作汇报。
　　1975年7月25日，在西北某航天发射基地，由上海航天基地研制的运载火箭犹如一条火龙直冲云霄，成功地将“风暴一号”卫星送上了预定轨道。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在周恩来的悉心指导和关怀下，上海的国防科技尖端项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并在原子核能研究、导弹、运载火箭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