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奉献 一尘不染

敬爱的邓颖超大姐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6年了。今年2月是她诞辰104周年。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她克勤克俭，廉洁奉公，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她艰苦朴素，严于律己，自觉履行共产党员的职责；她平易近人，关心同志，永远与群众心连心。几十年来，她从不为个人着想，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
   （一）
    她的侄子周保章说，初到西花厅，“总理府”与我想象的相距甚远。它是一座两进的四合院，灰色的平房太旧，墙壁呈现出灰黄色，墙旮旯有泛起的碱迹，看不出任何豪华气派。院内有一座油漆剥落的“不染亭”，似乎意味着七伯七妈的“一尘不染”。
      建国初期，周总理在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邓大姐住了42年。多年来，他们在生活上逐渐形成不成文的规定：吃饭只要两菜一汤，不接受地方礼品，外宾礼品一律上缴，不准走后门买东西，不准以他们的名义办私事等。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物资匮乏，邓大姐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凭购物证买东西。她的侄子在西花厅盥洗室随手用了公家的毛巾，受到她的严厉批评：你七伯从来不允许任何人乱用公物，自己没带，应该去买一条。随后，邓大姐塞给他一个购物证，这个证上各种配给的物品都已买了，还剩两条毛巾未买。他跑到西单商场去买毛巾时，营业员看到购物证的户主栏上写着“周恩来”三个字，国家总理买条毛巾还用购物证?不禁投来怀疑的目光，经再三盘问后，才卖给他一条。
      有一次，周保章见七妈一针一线地缝被子。那年邓颖超已快60岁了，手眼都不灵便，每次用完线，要他帮助穿线。后来，他和卫士长一起加入缝被子的行列。不一会儿，一床被子就缝好了。她很内行地对三人不同的针法比较评点，说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
      周保章记得，1961年农历除夕，七伯七妈请大家吃年夜饭，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属，还有周家在京的亲属，男女老少几十个人，整整坐了三个大长桌，西花厅挤得满满的。端上桌的是热气腾腾的大包子和黄澄澄的小米稀饭。主持这顿团圆饭的七妈站起来说：今年的团圆饭为什么请大家吃小米稀饭和包子呢?因为新中国诞生是靠小米加步枪换来的；包子是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后才能吃到的，不能忘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大家热烈鼓掌，深记七伯七妈的教导。
      邓大姐和周总理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他们住进西花厅后，不许装修与翻新居室及庭院。为了保护和加固建筑，60年代初，乘总理出国访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抢时间搞了简单的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和浴缸。周总理回国后见了十分生气，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二）
1962年12月底，邓大姐经中央批准陪同周总理去杭州治病，需要10多天时间。出发前，她主动提出，这次不是因公出差，住房、吃饭自己如数付款，不享受国家补贴。杭州饭店在五楼为他们准备了两个套间，其中一套给邓大姐住。邓大姐看后改住四楼的一个普通标房。半个月后离开饭店时，邓大姐叫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去结账，把陪她一起去的霍爱梅的房钱一块交了。饭店负责人一再推辞不收，邓大姐严肃地说：恩来同志的房费由公家出是应该的，我怎么能不交钱白住房呢?经成元功一再做工作，饭店终于收下邓大姐的房费和伙食费。
    1963年春，上海锦江饭店任百尊经理知道邓大姐喜欢吃他们饭店自制的芙蓉花生糖，就托人顺便给邓大姐带去两盒。邓大姐收到后随即对成元功说：你给他们去封信，首先表示感谢，再寄上15元钱，说明是我托你办的。不久，锦江饭店来信说，糖是任经理个人送的，寄来的钱无法入账，退回15元钱。邓大姐知道后，对成元功说：个人送的也要付钱，你再写封信，说我对他们不收钱很有意见，请以后不要再带东西来了。
    邓大姐曾在长征途中流产，建国后又患多种慢性病，尤为妇科病和卵巢囊肿所困扰。妇科专家林巧稚为她精心治疗和手术，获得成功。总理和邓大姐为了答谢林大夫和她的助手而设私宴，地点是在西四缸瓦市路西的一家小饭馆，还请老舍、胡絜青夫妇作陪。邓大姐一再诚挚地向大夫们表示感谢，大家频频举杯向她和大夫表示祝贺。饭后，周总理像普通顾客一样自己掏钱付了饭钱。当时总理每月的工资是404．80元，请客次数多了，就用邓大姐的工资(342．70元)支付。于是，在请完客后，总理会补上一句：今天是大姐请客，我是慷大姐之慨。
（三）
   邓颖超自1925年与周恩来结为革命伴侣以来，共同战斗、生活达51年。他们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的“八互经验”，充分体现了他们夫妻生活的美满和谐。西花厅的海棠花，连结他们美好的恋情。邓颖超曾给远在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寄去一封信，内附海棠花瓣和香山红叶，信中说：“红叶一片，寄上想念。”
    1974年6月，周总理离开西花厅去住院治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作大手术10次，小手术8次，忍受多种癌症的折磨，仍接见外宾和处理工作。他对妻子的最后一个请求是死后不保留骨灰。邓大姐说：在这一点上，我对得起他。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郑重地向党中央提出：第一，恩来同志要求不保留他的骨灰，要求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第二，我建议最好不搞遗体告别，不搞吊唁，开个简单的追悼会就行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周恩来的遗愿。按中国的旧习俗，死者要穿全新的衣服。邓大姐却交代：不用做新衣服，就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现有的最好的衣服。包括一套灰色法兰绒中山装、衬衣、西装背心和内衣裤。这些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10几年。邓大姐含着眼泪说：新的旧的都会一把火烧掉。不要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这是总理的作风。周总理的灵车从北京医院出发，向八宝山缓缓驶去。十里长街，人山人海，悲痛的呼喊声、哭泣声连成一片。历时三天的吊唁活动，人数超过100万。周总理的骨灰，两位工作人员乘一架撒农药用的安—2型飞机，撒向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这是按照邓大姐的托付，精心选择和安排，悄悄地、默默地、简单而庄严地完成的。周总理的骨灰撒到祖国大地后，他的骨灰盒仍保存着，邓大姐说：等我死后就用这个骨灰盒，再买新的太浪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听了都深深地感动!
（四）
   1976年12月，邓颖超同志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有人马上要为她换汽车，加警卫员，都被邓大姐谢绝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她为政治局委员，又有人要给她增加秘书、警卫员，邓大姐主动对他们说：我还要坚持原来的那样，一切待遇不变，一切照旧啊!她认为职位变了，只是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加重了为人民服务的担子，做每一件事都要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1983年，邓大姐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受到大家的爱戴尊敬。
    1984年11月，邓大姐去福建、广东等地视察。有关部门要安排专机，她坚决不允许这样做。她像普通乘客一样坐上民航班机。下飞机时，许多乘客认出了邓大姐，纷纷向她问好。邓大姐也从前舱走到后舱，向大家举手致意，还和机组人员合影，对他们说：感谢你们把我送到厦门来。她80岁高龄时上泰山，不忍心让别人抬她，坚持不坐滑竿上山。她乐意和群众在一起步行登山。
   邓大姐生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她住处的窗帘都是旧的，连她的衣服有些也是周总理的衣服改制的，出访时用的皮箱都是总理多次用过的。有一次，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希腊诗人海伦·卡赞扎基夫人等朋友，她穿的西装是用总理当年出席日内瓦会议时的旧制服翻改的。她在向客人介绍长征中的艰苦奋斗时，无意中提到她身上穿的西装。卡赞扎基夫人激动得难以自抑，说：“让我们摸摸您的衣服吧!”客人们围上来轻轻地用手摸着邓大姐的衣服，赞叹不已。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堂堂的总理夫人、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邓大姐，竟会如此简朴!
    邓大姐生前，先后给党中央写过两份遗嘱，提出在她病重无救时万勿抢救，死后遗体解剖、火化，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居住的房屋交公另作他用，勿搞故居纪念等；对总理和她的亲属不要特殊照顾。她还详细交待，把积蓄的工资、图书、照片、信件等分别交有关部门，为人民所用。
    邓大姐对她的秘书赵炜说，一定要保证在她去世后，给她穿上平时穿的内衣裤和收藏十几年的那套旧外衣，骨灰盒用总理用过的那只，骨灰撒到祖国大地和天津海河，不要惊动太多人，人越少越好，不要麻烦天津，等等。
    1992年7月11日，邓大姐带着她的一生清廉和高风亮节，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88岁。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邓颖超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说：“邓颖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邓大姐的爱国情怀、高风亮节、无私奉献，是留给我们永远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