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项英、陈毅与叛徒的斗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对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严酷的斗争环境，深山老林的艰苦生活，使红军内部的少数人感到前途渺茫，对革命产生了动摇。项英、陈毅作为留守南方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率领红军和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在同敌人周旋的同时，还要同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坚决地进行斗争，巩固了革命队伍。
      1935年10月，在赣粤边区发生了“北山事件”，这是敌人利用叛徒龚楚破坏赣粤边区指挥机关的一个大阴谋。龚楚曾任代理中革军委总参谋长、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5月，他脱离革命队伍，很快被广东军阀陈济棠封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他向陈济棠献媚说：“现在赣南的‘共匪’，官最大的是项英和陈毅。我和他们共过事，是他们的参谋长，知道他们的特点和爱好，有办法把他们抓到。”10月中旬，龚楚率领着他的特务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顺着2月突围时走过的路来到北山的天井洞。在天井洞一带的红军游击队，不知道龚楚已经叛变，驻在天井洞的中共赣粤边特委秘密交通员赖文泰，驻天井洞对面山上的北山游击大队队长兼政治委员贺敏学(原红七十一团参谋长、贺子珍的哥哥)，游击队小队长刘矮牯(绰号“猛张飞”)，以及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都先后同龚楚发生了接触。龚楚声称这次回来是接项英、陈毅过去，加强对湘南游击区的领导，迫切需要见到他们。何长林告诉龚楚：项英、陈毅目前正在北山游击区，但他们行动秘密，要找他们，可写信由交通员转交，请项英、陈毅到天井洞会面。
      项英、陈毅接到由交通员赖文泰转来的何长林签名的信。信上说龚楚率领红七十一团九个连顺利到达湘南，并且扩大了游击区，使陈毅产生了疑惑。按说，龚楚是湘南游击区的主要负责人，游击区扩大了，游击队发展了，他怎么不顾“大好形势”，扔下游击队，只带小股部队来这里“汇报”呢?早在南昌起义后，龚楚就是陈毅的直接下级，此人一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今天，在湘南干出了点“成绩”，按他的秉性，应该翘尾巴，显自己的功，怎么会一反常态，谦虚起来，请项英和陈毅去“加强领导”呢?因此，陈毅建议项英，先不忙去见龚楚，观察一段再说。
　　信送走了几天，还未见到项英、陈毅，龚楚心里发虚。北山游击大队也有点怀疑他们。龚楚怕夜长梦多，便决定先下手为强，以开会为名，把北山地区的共产党、红军游击队召集到一块，来个一网打尽。龚楚通过何长林发出通知，要游击队干部和中共赣粤边特委后方人员到天井洞开会。
      贺敏学进入“会场”后，发现警戒人员不像保卫会场的样子，贺敏学转身要走，不料龚楚一使眼色，手下几个喽啰已用驳壳枪顶住了他的腰。身高力大的贺敏学猛力推倒敌人，奋力逃跑，身中三枪，滚下山坡脱险。游击队的干部战士，知道中了龚楚的奸计，就朝敌人开火，边打边朝外边冲。由于敌人早有准备，占有有利地形，许多同志当场牺牲。只有“猛张飞”等六七位同志带伤冲出会场，脱离虎口。特委后方主任何长林没有突围出去，被龚楚抓住了。龚楚狞笑着对他说：“事已至此，我也不用再掖着藏着了，我被陈济棠任命为‘剿共游击司令’。你把项英、陈毅住的地方告诉我，我就不杀你，还可以给你大官做。”
      何长林经不住龚楚的威胁利诱，可耻地叛变了，还向龚楚献上一条毒计，说：“虽然我也不知道项英、陈毅的驻地，但我有一个办法，能抓住他们。我知道他们粮食困难，经常要派侦察班到南雄的大梅坑买米。只要我们能在中途把买米的侦察班人员截住，就可以通过他们抓出项英和陈毅。”于是，何长林就带着龚楚的人，到特委侦察班出来买米时必经的岔路口蹲守。
　　这天下午，侦察班的吴少华、丁上淮等5位战士从南雄大梅坑买米回来的途中，遇到了龚楚和何长林。敌人抓住了吴少华，搜身之后把他的手枪给下了。何长林与龚楚耳语了一阵，走到吴少华跟前指着龚楚介绍说：“这是咱中央军区的龚参谋长，刚从湘南根据地来，找项英、陈毅两位首长汇报工作。”吴少华知道不带路想脱身是困难的，好在其他四位同志已经脱身，不如暂时应付一下这两个叛徒，再找机会脱身。吴少华改口说：“按照纪律规定，老周（项英的代号）、老刘（陈毅的代号）那里，没有他们的批准，是不能带人去的。既然龚参谋长有紧急事情汇报，那我就破个例吧。”
　　于是，吴少华在前面走，龚楚和何长林及他们的特务队在后面跟着。快接近指挥部的岗哨时，吴少华对龚楚说：“龚参谋长，请你们暂时停在这里，等我先去告诉哨兵。为了司令部的安全，规定凡接近岗哨，不得超过三人，尤其是生人。否则，哨兵就可以开枪。”
　　龚楚听了，无可奈何，只好派了他的两个心腹，跟随吴少华向哨位走去。吴少华走到哨兵跟前，指着身后的两个人说：“他们是反革命！“哨兵立刻开枪向敌人射击，实际上也向项英、陈毅报了警。
　　当时，山上的项英正和陈毅下棋，听到枪声报警后，急忙转移。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以及警卫战士，来不及收拾东西，急忙离开住的棚子，转移到后山去隐蔽。
　　龚楚由于不知虚实，没有敢冲上山去。这时，天已近黄昏，龚楚怕遭到游击队的包围，仓促命令部下撤退。
　　虽然龚楚率部下撤走了，但项英、陈毅认为此地不可久留，因为敌人发现了赣粤边游击队的指挥机关所在地，一定会调集更多兵力卷土重来。项英、陈毅商议后，决定转移到马鞍山地区。
      经过努力，项英和陈毅找到了马鞍山区委的负责人，商议如何收容被敌人冲散的部队和工作人员，布置以后的工作。转移之前，项英、陈毅把北山的工作做了布置，把被龚楚、何长林诱骗参加会议的五支游击队加以整理，配备好干部，然后在当天夜里，带领交通站以及一些后方机关，由北山向油山转移。
      “北山事件”及此后发生的几次叛徒事件，使赣粤边的游击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有些人悲观失望，脱离了革命队伍。
      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受伤后，到群众家养伤，领导担子落在了刘燕富和刘甫念两位副手身上。他们俩都是雇农出身，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打仗那更是没得说，但就是不善于做思想工作，遇事简单生硬。北山党组织和游击队因叛徒龚楚、何长林出卖受到很大损失。他俩火冒三丈，带着游击队要去找叛徒报仇。在敌人占优势的情况下，他们这样行动，结果不但没有捉住叛徒，反而又遭受新的损失。部队内部也产生了混乱，出现了逃跑现象，仅十来天，200多人的游击队，只剩下100来人了。刘甫念更是恼怒，当逃跑的人被抓回来后，他就开斗争会，斗争完了，怕人再跑掉，就拉出去处决。
      刘燕富、刘甫念的“左”倾粗暴做法，传到指挥机关后，陈毅非常气愤，指出：这是十分错误的!这种做法恰恰造成了内部的恐怖、猜忌，破坏了内部团结。在赣粤边特委机关和游击队干部会议上，陈毅指出：叛徒这东西也是环境形成的，一种是自愿叛变的，一种是逼成的。“开小差的，抓回来就杀，听到怪话的就斗争，那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嘛!靠这种办法是没法巩固队伍的，这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采用。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不能逼人家革命，更不能绑着人家革命。绑着革命有什么意思?”
      陈毅还说：“能坚持的当然应当坚持，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但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危害革命。出去了呆不住，愿意回来的还可以再来。我的关系很多，但我不能走，我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为了逃命，也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而是为了革命，为了中国劳苦群众的解放。”
      陈毅的话，在游击队中引起强烈反响，立即有人表示：“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
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热泪盈眶地向大家介绍说：“同志们，老刘（陈毅的代号）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负了伤，到现在还未好，天天拄着拐杖和大家一起行动。就在三天前，我亲眼见到，他在外面林子里从伤口往外挤脓，挤出了足足有一大钵子的脓血。他治伤的药，只是一盒万金油。就是这样的身体，他每天和我们一样爬山涉水，在敌人中间穿来穿去，指导各地的工作。他能坚持，我们就不能坚持?”听宋生发这么一说，过去不知内情的干部、战士都深受感动，纷纷表示：“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动摇!”
      为了巩固内部，同叛徒事件作斗争，项英、陈毅还十分重视在赣粤边党组织和游击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北山事件”后，项英、陈毅到信康赣县委指导工作。项英对大家说：“现在我们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广东军队和地主武装，几万人马把我们围困在狭小的山区内。我们和上级的联系也中断了，和各根据地也联系不上。我们随时有被打死、饿死的可能。我们要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但是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坚持下去。”项英把话锋一转，说：“当然，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总会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叛变革命，当敌人的走狗。也有的人开小差，不辞而别。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除掉了沙子，金子会更加闪闪发光。”
      陈毅接着讲：“现实是困难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困难的日子里，我们要讲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要把红旗高高地插在赣粤边的山顶上，将来要插遍全中国。”
      项英、陈毅的一席话，使警卫班的战士们受到很大鼓舞，对革命的光明前途充满了信心。
      为了防止叛徒造成的危害，项英、陈毅作出规定，凡派出去的游击队员，必须按约定的时间归来。如果逾期未归，留在此地的同志就要搬家。项英、陈毅严格执行这种制度。每次外出，陈毅就告诉留在原地的其他同志，自己没有按期回来，就赶快搬家，迁移到约定的下一个地点。
      项英、陈毅同叛徒斗争所采取的措施，在游击队的干部、战士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带来了新的信任和团结。此后，各县、区和游击队的领导同志，先后也采取了这些方式，使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内部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有效地遏止了叛徒的危害。
     （注：此文原载《百年潮》2008年第1期，本刊转载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