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于无声处》

《于无声处》故事梗概

1976年初夏的一个上午。备受迫害、被打成叛徒的的老干部梅林和儿子欧阳平赴京告状途经上海，来到昔日的战友何是非家中。谁知诬陷梅林是叛徒的，正是这个何是非。他屈从于造反派的压力，为了保住个人的前程，写了假材料，害了当年救过他并把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梅林。何是非的女儿何芸是公安人员，正在奉命侦缉一个到处散发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诗抄的“现行反革命”。不料，这个“罪犯”不是别人，正是何芸苦苦等了九年，而至今仍然热恋着的情人欧阳平！何是非害怕梅林牵连自己，想方设法要赶他们走，但是知道欧阳平就是那个全国通缉的“反革命”时，他又千方百计拖住他们，并通知武装民兵包围了这幢房子。恰好此刻，何是非的儿子、外科医生何为又带来了不幸的消息，梅林患了晚期肝癌……

　　本剧就从梅林与欧阳平来到何家开始，通过两家六个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惊心动魄的斗争，把1976年中国人民在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爱情生活中所经历的磨难与考验，有血有泪地表现了出来了，热情地歌颂了反“四人帮”的英雄，揭示了“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的真理。

   最早萌发写“四·五事件”的念头还真是在1976年的清明节。
   4月6日，一个朋友从北京来，我这才知道就在这几天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的盛大活动。他说他是个老红卫兵，后来发现被人利用了，从此不问政治。“他们问我，这次你怎么又跳出来了？我说，有人反周总理我还能不跳出来吗！”他直呼其名地大骂“江青、张春桥狗男女”，骂得我的心狂跳，有点害怕，更多是激动——我终于知道我不是孤立的了！以前，我心中充满疑虑却对谁都不敢说，看看周围人们一张张平静的脸——怎么他们什么感觉都没有？现在我知道了，中国有那么多的人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可是当时，他和我都不知道，在北京，“四人帮”已经挥舞起了血腥的大棒——所以，我的快乐并未长久，仅仅一天之后，4月7日晚上的联播节目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
　　随后而来的是一个闷热而漫长的夏天。我的妹夫是画家，那个夏天，我曾请他给我画一幅画：鲁迅。我要那首诗的意境：“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10月，我跟母亲、哥哥一起去黄山。山中既无报纸也听不见广播，倒也清闲。一周后出山，长途车到了黄山茶林场，拐了一个弯，突然对面山坡上出现一幅巨大的标语：“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本来喧闹的车厢里一下子鸦雀无声。我赶回上海已经是深夜了，街上到处是打倒“四人帮”的标语，还有许多揭发他们的大字报。
      第二天，我到外滩看大字报，又从外滩走到人民广场，走到康平路，一路上到处是自动聚集的人群，他们脸上露出了由衷的欢笑！我挤在人堆中，突然明白了一条真理：人民不会永远沉默！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搜集着资料，酝酿着构思。后来，各种各样版本的《天安门诗抄》流传到了上海，我从那些火热的诗句中读出了中国的脊梁骨！1978年3月我大病一场，5月出院后在家休息时开始动笔……
      剧本写完，我将其交给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话剧队的导演苏乐慈看了剧本非常喜欢，她立即决定：我们马上上！7月份，在文化宫领导的支持下，从各个工厂借来了业余演员——他们当时和我一样，都是工人，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开始排戏了。他们是那样地积极、那样地投入。而且自始至终，我们谁都没有拿过一分钱酬金。只有晚上加班到10点以后，有2角7分的夜宵费……
      1978年的9月23日，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在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里上演了。这恐怕是当时规模最小的演出了，一共六个演员一场景，服装、道具都非常简单，舞台又特别地小，几步就跨过来了，票价才一角钱，也没有广告宣传，剧场也坐不下多少人……就这样，我们几乎是悄悄地开始了《于无声处》的演出。
      第一场彩排是招待文化宫内部的职工以及家属。散场后，我站在大门口，听见两个小姑娘一路走一路说：蛮好看的，下次再来看一遍……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差点掉眼泪。我知道我永不会忘记她们的这句话了。
　　过了没几天，文化宫卖票的小窗口前就开始排队了，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文艺界人士也纷纷前来看戏：黄佐临、朱端钧、吴仞之、袁雪芬、茹志鹃……10月1日，上海市总工会领导张伟强带了全市的劳模来看戏。
　　戏越演越热，人越来越多，票越来越难买。眼看我们的创作成果受到欢迎，话剧队的人全都兴奋不已。但当时谁都没想到，更大的热闹还在后头呢！
      10月下旬，总工会接到市里的通知，要剧组换到友谊电影院去演出。那里的舞台比原来的大两倍，为此还重新做了一堂景。去演了才知道，是胡乔木同志来看戏。他看到《文汇报》关于这个戏的通讯，就到上海来了。去机场接他的市领导问：您到上海有什么安排？他说：我就是来看一个戏——《于无声处》。看完演出，他上台见剧组全体人员。我在后面，他问：“我能见见作者吗？”总工会领导把我拉到前面。他仔细打量了我一下，问：“你生的什么病？”我一愣。事后才想到，因为《文汇报》周玉明的文章中说我是抱病写的这个剧本。胡乔木同志说：写得不错。事后我们知道，他回北京以后有关部门就做出了调《于无声处》进京演出的决定，时间定在11月中旬——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日子。而到上海来宣布这个决定的是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同志。
　　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直播《于无声处》。14日，由总工会张伟强副主席带队，剧组来到了北京。16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六千多字的、署名“特约评论员”的长篇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据说，这是胡乔木同志回北京后组织的。当晚，这个戏在北京工人俱乐部首演。其隆重程度，大约是空前的。19日，剧组到京西宾馆为中央工作会议演出，那一天，来了许多以前我们只在报上看到过的中央领导人……一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这个戏在这个时候进京并被炒得这么热，并不是我们的戏演得多精彩，而是我们的戏演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后来陆续知道同时发生的其他一些大事：中央工作会议11月10日开始，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会议上发言，说：“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了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恰好那一天，我们剧组到了北京……    
　　回过头来看，《于无声处》的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所以，后来有许多政治历史书籍记载了这个戏，包括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虽然这个结果确实不是我们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和我本人的“预谋”，但我们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为自己当年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人一辈子能够做这么一件对人民有好处的事足矣！对于当时有些舆论的过誉之词以及全国同演《于无声处》等现象，我是至今不安的。我知道，正是这种声势造就了我，使我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安！当时我就告诫自己：“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可要夹紧尾巴做人。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许许多多人。在各种场合里我认识的老师就有周扬、夏衍、曹禺、张光年、冯牧、陈荒煤、林默涵、周巍峙、刘白羽、李伯钊、金山、张庚、凤子、欧阳山尊、夏淳、田华、侯宝林、于是之、骆玉笙等几十位。其中，特别难忘巴金、夏衍与曹禺三位老师对我的关怀与教诲。
　　在北京难忘的还有与反“四人帮”英雄们的几次见面。那一天，共青团中央组织我们为他们举行专场演出，演出前胡启立同志到后台来看望我们，说：今天人多，演出结束就不上台了。不料结束后幕还没闭紧，人们就一拥而上，有的干脆从台口蹦上来！他们紧紧地抱住我们，哭啊、笑啊、跳啊……后来许多人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11月24日，团中央表彰参加“四·五”运动的200多位英雄。到向英雄献花的时候，也给我戴上了一朵。我急了，说：我没参加反“四人帮”！立刻身边好几位真英雄拥上来抓住我摘花的手，说：你怎么没参加？你知道几个月前我们这些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吗？你知道你们的戏起了多大的作用吗？你就是跟我们一起战斗了，你知道吗……
　　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位中年妇女不停地看我。后来我下车她也下车，仍然跟着我。我停下来问她：您有什么事吗？她眼泪下来了，哭得很伤心，但什么也不说。最后，她说了一句：“你写得太好了”就走了。当时我猜想：她的家庭一定和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在“十年浩劫”中有过惨痛的经历，真是希望恶梦不再！
　　在我那时收到的上千封来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诉说这种惨痛经历的。其中有一封是天津一位同志写来的，说她的母亲的经历与戏里的梅林一模一样！我后来还特地去天津看过她。来信中还有一封是于伶老师的，那是11月下旬我们在京演出时转来的。他对《于无声处》表示祝贺，同时，又转来了孙冶方同志的一封信，对剧本提出了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见。
　　我还想说一说胡耀邦与邓颖超两位领导人对我们的关心。在京演出时，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但是我知道耀邦同志在很多场合赞扬过我们的戏。我看到过一份文件，是他的一次讲话，其中说到：宗福先是热处理厂的工人，但《于无声处》就不是一味热处理，也有冷处理嘛，有些事就要冷处理。在另外一次讲话中说到青年人要做点实在的事情，他也举了《于无声处》的例子。邓颖超同志则特地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说：北京的气候干燥，《于无声处》的演员嗓子都哑了，你们要让他们多吃水果。从那以后，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发一斤水果。在第二年的第四次文代会上，我见到了他们。当时我走到邓颖超同志面前，我还没有开口她就举起手来点着我说：我认识你，你叫宗福先。她热情地赞扬了我们的戏。耀邦同志看见我走近即站起来，他热情地摇晃着我的手说：你还年轻，我送你三句话，叫学习、学习、再学习！要知道，我们是来日方短，你们是来日方长啊！
　　1978年的12月17日晚上，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隆重嘉奖《于无声处》。周巍峙同志后来说，这种特别嘉奖解放后有过两次：一次是昆曲《十五贯》，周总理说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另一次就是《于无声处》。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的是，就在第二天——1978年的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们中国会走到30年后的今天，也不知道我自己会有30年后的今天。但一切巨变，都从那一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