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的民族精神

　　1843年上海开埠，帝国主义国家在其土地上割据了一块“国中之国”，上海人倍受人格上的屈辱、经济上的掠夺。行人过“外摆渡桥”（今外白渡桥）要付过桥费（由那时建造木桥的英国人收取），外滩公园门口竟挂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1925年爆发了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五卅运动”，在宣言中呼出了“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的心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民众更是同仇敌忾奋起救亡；沦为“孤岛”后，仍以不同方式投入内地和敌后的抗日斗争。他们在上海地下党（中共江苏省委）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号召、支持下，将家里的亲人输送到新四军，据不完全统计，达2.1万人以上。这些热血青年和一些著名人士（如朱克靖、钱俊瑞、聂绀弩、黄源、邹韬奋、林淡秋、阿英等），大部分有文化有技术，对新四军发展壮大起到促进作用。如当年笔者和很多上海工人、学生以及著名人士参加的新四军第一师，据1941年10月统计，全师营以上干部60%为20～25岁的青年知识分子，连队指导员十之八九是学生出身，军械、军需、医疗、无线电通讯等专业有许多来自上海的人才。
　　在建军80周年、新四军成立70周年、“八一三”淞沪抗战70周年之际，经新四军后代和老战士集中编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新四军中上海兵》一书，深受读者欢迎，因而今春再版发行。
　　全书108篇文章，绝大多数出自上海兵及其后代之手，少数来自熟悉上海兵的战友和军旅作家，是一部真实性与原创性相统一的现代故事作品集。书中记述了上海的难民、职工、学生和著名人士从各个角落投奔新四军，在烽火中锻炼成长，在抗击日伪军和建设敌后根据地中作出各自的贡献，无数英烈血洒沙场，幸存者也终于有一天投入解放上海战役重返故乡的人生历程。读后令人感到有种平凡中见伟大、险难中显真情的强大震撼力。
　　如在敌军四面围攻的危急情况下，时任营教导员的上海兵谢申冰，命令连指导员寿朝阳“集中三排部分有枪的战士突围”，他决心牺牲自己继续坚守，掩护战友们突围。寿朝阳带着6个战士突出重围，现还健在杭州，在本书出版后的座谈会上寿朝阳有一句话：“上海兵救了我，没有上海兵就没有我！”
　　又如1941年6月，敌伪对苏南京沪铁路以东地区发动大规模“清乡”，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奉命北撤，留下吴志勤（成为新“江南抗日义勇军”骨干的36个伤病员之一）等重伤员，由上海纱厂女工出身的护士陈冰护理。19岁的她扮成乡下小妹，装着走亲外出，抄小路走荒野，为伤员换药料。吴志勤伤口溃烂生蛆，她穿过敌伪岗哨巡逻封锁，找到医生用扦脚刀为他做手术。一天夜里三条恶汉突然找到她，逼迫她到地主恶棍家“去过好日子”。她临危不惧，机智摆脱，终于护送吴志勤走出“清乡”区。即使过了66年，现还健在无锡的吴志勤依然怀念这位上海兵。
　　再如一位名叫曾英的上海母亲说：“要抗日就要参加新四军，这才是青年人唯一的出路。”她这样说，也这样做的，先后支持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参加新四军，还有一个儿子投入上海地下党活动。1945年初，曾英又接受新四军十六旅的邀请，带着两个不满10岁的儿女到达淮南抗日根据地。
　　这些真实故事，无不凝聚着上海人民的勇敢和智慧，体现着中华民族百年来自强自立，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民族精神。而这又是通过一个个真人、一件件真事的文字记载（少数配有照片）来展示，既具有可读性，也为了解研究上海现代史和新四军发展史提供了可资永久保存的史料、档案。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显然，现在的民族精神不能停留在已往的反帝抗日上，但温故知新，只有深刻了解反帝抗日，才能扎实地继往开来，树立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新时代民族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上海已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正是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民族精神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相结合，不断鼓舞斗志，奋发前进的结果。深信这一精神一定会持续下去。